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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槐树依然在

  中秋节去探访老邻居。

  十五年前我们大院作为棚户区改造被夷为平地,之后便竖起一栋栋方盒式的大楼,大多居民选择就地安置,所以回到原驻地,会看到许多熟悉面孔。

  这是李爷当初栽下的那棵槐树吗?密集的楼群中央迎风屹立着一棵大槐树,虽是入秋,却依然枝繁叶茂。尽管在水泥建筑的包围中显得有些孤单,却如同一尊鹤立鸡群的雕塑,在灰暗的色调中,散发着一股绿色的清新。

  是啊,就这一棵。四十多年了,依然旺盛。每年5月槐花盛开时,邻居们还都来摘槐花。

  摸着这棵足有一米粗的大槐树,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略弓着身子,戴一副老花镜,眯着一双小眼,咂着薄薄的嘴皮,背着一双粗糙的手,笑眯眯走来。哦,那不是李爷吗?

  久违了,李爷!您还好吗?

  李爷没回答,但笑意不减,踏着碎步从树下慢慢绕过。

  哦,李爷已经离开我们快三十多年,可他的身影还是那么的清晰。

  李爷是大院的老住户,新中国成立前就住在这里。他原在四方机厂工作,进厂时不到十三岁,算是童工。后来又到了一家机械厂,从那里退了休。

  在机械厂,李爷是供销员,跑外,负责购买器件。打我记事起,就知道大院里见过世面最多的人就是李爷。每年他在家的时候很少,大都在外地,跑的最多的是南方。

  每次出差,李爷都要背一张小凉席。一米见宽,不到两米长。卷起来也就拳头粗细。开始谁都不知道李爷背这么个凉席做什么?后来知道了,这是李爷的“卧具”。李爷出差基本都是坐火车,按规定可以乘坐硬卧。但李爷从来不坐,一来乘硬卧就不能报销夜间补贴了,二来卧铺票很难买,要托关系,送点好处。李爷当时五十岁刚冒头,身子骨还硬着呢,所以觉得受点苦也无所谓。但长途乘车还是很遭罪,特别是夜间。李爷经常出差回来,脸色都是蜡黄蜡黄的,李奶心痛啊!后来李爷终于找到了“好办法”。他个头矮小,身子骨又不大,在火车两个硬座底下的空间里躺下,身子一缩谁也不影响,别人不注意也很难看得到。于是,他买来一张小凉席,白天坐在硬座上,晚上把凉席铺在座位底下,然后钻进去,枕着手提包闭眼养神,一觉睡到站。

  李爷从来不当着邻居的面“吹嘘”自己见过什么大世面,尽管他几乎跑遍了全国各个大小城市。邻居们从他嘴里更多知道的是:江西的竹凉席便宜,上海的大白兔奶糖有时碰巧能买到,南京的板鸭很诱人,广州有种水果甜得能“齁死人”,叫荔枝……于是,买凉席、捎大白兔奶糖……也成了李爷的任务。有时他一次要背回来三四张大凉席。坚硬的竹条再卷也足有一只小水桶那么粗。几张卷在一起就如同一只大水桶,又粗又沉。背在身上别说一个五旬男人,就是身强力壮的小青年也吃不消。但李爷每次都这样背着回来。从市场到公交车站,再到火车站,再乘公交车,然后下了车再步行。等到了家,李爷每次都是气喘吁吁,那矮瘦的身子在粗硬的凉席面前越发显得纤弱。可李爷从不肯拿邻居们的“好处”,发票上的价格标得清清楚楚,一分一厘也不多收。

  在大院里,李爷是长辈。一来住得时间久,二来年纪也算是大的,许多三十来岁的人都喊他“叔”,小一辈的自然就称其“爷”了。在单位,他就是个普通供销员,但厂里的领导似乎都很尊重他,过年必来拜年。每次书记厂长都是坐着北京吉普车来拜年,还拎着水果点心,这让大院的人羡慕得不得了。李爷跟领导们似乎很随便,说说笑笑,一点不拘谨。倒是领导们对李爷很客气,离开时一再不让李爷送出大院门。

  长大后才知道,李爷原来也是非同一般的人物。当年在四方机厂做工时,正是中共地下党在青岛开展工作的活跃期。四方机车是产业工人相对集中的大厂,也是中共地下组织重点工作区域。李爷的师傅就是地下党员,他常带着李爷去参加一些革命活动。李爷年纪小,但还是帮着师傅做了不少事。地下组织被破坏后,师傅牺牲,李爷被反动政府抓去,逼问地下党的秘密。李爷佯装“无辜”,始终没说出一字实情。对方见李爷还是个“孩子”,没别的办法,训了一顿,便释放了。这段光荣历史,据说李爷没对外人披露过,倒是新中国成立后搞外查外调,当年的地下党员提供了这段历史,组织上才有所了解。

  但李爷还是一直跑供销。有次他跟邻居喝酒,喝高兴了说,领导要提拔他当科长,他坚决不干。怎么不干?干多好!别人想干都捞不着干呢!邻居为他惋惜。他摇摇头说,我不是那块料。出了差错,会给领导丢脸,我自己脸上也无光。那种逼上架的事我不干。我现在跑跑供销,把力所能及的事情干好,就对得起良心了。

  那时候,李爷跟李奶住在一间光线很差的房间里,前窗后窗都被院墙和楼梯遮住了光亮。“文革”期间,街道造反派抄了大院一户“资本家”的家,勒令其搬出住的两间朝向好的房子,让李爷搬进去,来个调换。李爷知道后,背着手找到造反派头头,说这不是革命,是害人。当年地下党可不这么干,总想着怎样帮着别人解决困难。你们倒好……原来,那个“资本家”家里不但有个瘫痪的老母亲,老老少少还有八口人,真的调换了住房,根本住不下。再说了,“资本家”早就去世了,儿女全是工人。“资本家”徒有其名。造反派头头可能听说过李爷的“革命经历”,不敢跟李爷耍态度,只好说不搬就不搬吧,可别说没给你考虑解决困难。事后“资本家”的大儿子给李爷“扑通”一下跪下了。李爷说,起来,谁的心不是肉长的?

  当年,大院居住条件确实都挺困难,但大院外面却是另一番景象。不算太宽的人行道上,栽种了很多槐树,一棵接一棵,老远望去,成排成行,很是壮观。槐树每年开花,白色的花瓣,既好看又好吃。大院里的人家几乎都会做槐花包子、槐花饼。到了开花时节,大院门口热闹非凡,挎着篮子、拿着兜子、端着盆子的邻居们吵吵嚷嚷地摘槐花,然后各显身手,将做好的美食互相送来送去,彼此分享。后来不知为什么,槐树被伐掉了。说要栽种更好看的树木,但从此无下文。邻居们的失望和沮丧可想而知。但谁也没有回天之力。

  那年春天,李爷突然坐着一辆解放牌汽车回家,车上立着一棵很高的槐树。

  就这儿吧!李爷指着大院一块空地说。

  四五个穿着工装的小伙子喊着号子把树抬了下来,然后挖坑,把树栽了进去。

  明年,顶晚后年,大家又会看到槐花了。李爷拍拍手上的泥土说。

  这棵大槐树是他跟厂长要的。

  从此,每天看槐树成了李爷,也成了邻居们的必做“功课”。

  树有灵气。第二年,槐花如期开放。李爷背着手,眯着眼,笑眯眯地围着槐树走了一圈又一圈,那样子像是在看心爱的宝贝。

  李爷六十岁那年退休了。

  本来他要呆在家里休息休息,享享福了,但大院旁边一家研究所请他去做门卫。所长过去跟着李爷跑过供销。一听李爷退休了,马上过来邀请。

  其实所长也是碰上了“难题”。原来研究所虽不大,但有自己的澡堂。那年月,洗澡是大问题。尤其是冬天,家里普遍没有暖气,洗个澡很麻烦。研究所职工的家属找个空子就往澡堂里钻,“蹭澡”。所里说了多少回了,但不奏效。门卫也不好意思管,也管不了。管急了,家属们吹胡子瞪眼,门卫都是些退休工人,哪敢得罪?

  所长把苦恼如实相告,说师傅您是“老革命”,别人绝对得让您三分。李爷知道所长让他扮“黑脸”,没推辞。干了一些日子,找所长说,我看所里的人平时都很努力工作,不容易。关心家属更能提高职工的积极性。洗个澡担心什么?所长说,两点,一是工作时间来,影响不好,二是用热水多了,必然增加开支。李爷说,前者好办,规定个时间。周末晚上,周日全天。我来值班,不要加班费。后者,就个煤钱,少收点就够了。这样既不增加所里的开支,又能让大家得便利。行不?所长听罢也觉得有理,应了。皆大欢喜。

  后来李爷把“福利”带到了大院。赶上过年大院的澡堂排不上队,他请示所长同意,大院的人交点钱也可以沾沾光。那阵子,大院的邻居们过年没少去研究所洗澡。

  李爷没赶上大院拆迁,七十三岁那年离开了人世。去医院的前一天他围着大槐树转了好几圈,对旁边的邻居说,好好呵护,大树底下好乘凉啊!

  大院改造时,开发商本来要砍掉大槐树,但听居民们讲述了树的来历,又查看了规划,发现槐树这块地方恰好是一个小广场,于是就保留了下来。

  告别老邻居,回头再看大槐树,心里有种别样滋味。傲然挺立的树干,顽强伸展的枝叶,充满活力和激情,像是永远蕴含着蓬勃的生命气息。

  那不就是李爷吗?他一直在这里,在邻居们的心里。(王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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