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情与世情的这种相互联动的对应关系，不仅深蕴于文学的历史演进，也内含于文学的年度发展；不仅呈现于整体文学的运行状态，也体现于作家个体的创作表现。
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学创作在文化多元化的格局中持续发展。在社会生活与文化生活的联手推导下，文学创作在年复一年的依流平进之中，也在每个年度呈现出不尽相同的特色。
就2016年来看，各式各样的题材中，直面当下社会现实的倾向更为突出，各显其长的写法中，切近日常生活的叙事更为彰显。特别是2016年的长篇小说创作，在内蕴营构上更具现实性，在形式表现上更有故事性。这种现象也可解读为：作家们在创作中，既高度注重紧贴时代的深层变异，感应生活的脉动，以使作品更接地气，更具生命力，又密切注意切合广大读者的阅读口味，以使作品更有人气，更具辐射力。这一切，都可概括为，我们的作家，越来越重视以自己的方式讲述精彩的中国故事，当下的文学创作，也越来越在独特的中国故事中回荡着动人的中国旋律。
乡土中国的深层变异
乡土题材长期以来都是长篇小说创作的重点，但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到来，传统的乡村生活已不复存在，置身其中的人们经受着巨大的精神阵痛。这种由内到外的深层变异，使作家们在认识和把握新变中的乡土现实时，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但在2016年，作家们面对生活与创作的难题，迎难而上，锐意开掘，或以曲婉的故事探悉生活深处的奥秘，或以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揭示表面事象背后的人文底蕴，使得乡土题材经由他们的生花妙笔重现新的活力。
贾平凹的《极花》的主人公是从农村来到城市的女孩胡蝶，她靠母亲捡垃圾维持生计。当她自认为已变成了城市人的时候，却在出去找工作时被人贩子拐卖了。被拐卖的胡蝶，并没有轻易认命，而以无言的沉默拼死地抗争着，但她又在这一过程中见证了黑亮一家因买她而倾其所有以及圪梁村人因缺失女人而残缺的人生。她后来虽然被公安部门营救出来，却又最终回到了圪梁村。作品既写了拐卖对于胡蝶人生的无情改写，也写了乡民面对两性失衡的无奈。
付秀莹的长篇小说处女作《陌上》，没有连贯性的故事，也没有贯穿性的人物，但散点透视的叙事，却使作品在家长里短与恩怨情仇中，交织着对于乡村传统伦理的依恋与叛离、乡村内在秩序的破除与建立，以及乡村女性的生存智慧与心灵隐秘等诸种意蕴。在《陌上》里，当芳村的风雨扑面而来的时候，我们总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大时代的气息，芳村那些男男女女的隐秘心事，也是乡土中国在大时代里的隐秘心事。
李凤群的《大风》，以一个家族四代人七个人物的不同叙述视角，勾画出60年间家与国的演变情景。作品写法上众声喧哗的多声部叙述，既让不同的人物最大限度地表述自己，也让相互交织的故事具有了不同的侧面与棱镜，而由此映射出来的，是家族中的每一个人在他乡与故乡间的数十年迁徙中，寻找着安身立命的精神所在，探寻着改变个人命运的可能。可贵的是，作者不只写了人在“大风”中的摇摆与无奈，还写了人在“大风”之中的坚韧和顽强。
都市中国的新生气象
中国当下的都市，既有市场的伸延、楼房的兴建、地界的扩大，更有务工者的进入、大学生的择业，这种都市中的新兴群体的生活情状与生存现实，不同阶层人们的相互碰撞，不同追求的人们的相互竞争，以及有得又有失的都市生活，有喜又有忧的都市故事，构成了当下中国故事最新的篇章。
因为角度不同，作家们在描写当下都市生活上，也差异互见，各有千秋，而这也构成了都市文学在艺术表现上的乐曲连弹与乐章交响。
王华的《花城》中，花村女青年苕花、金钱草抱着改变命运的美好意愿进城打工，而花城这个城市不仅冷若冰霜，而且固若金汤，使得她们因为身份问题只能蜗居于城市的边缘，她们的生计与安全得不到保障，婚恋问题更是步履维艰。她们没有轻易认命，虽然日常生活过得简单凑合，但始终坚守人生原则，这为她们艰窘的打工生活，增添了额外的艰难，也保留了应有的尊严。
温亚军的《她们》，主人公是共同租住在京城一套公寓楼里的三个年轻女性：秦紫苏、高静娴、夏忍冬。她们带着不同的经历、不同的向往，在那个相对狭小的空间里碰撞、交织、演绎。虽然生活中的沉重感，挤压着三个女性的青春活力，但她们却以小博大、以柔克刚，尽力适应都市的生活，并努力导引着自己的生命去除浮虚与迷离，向着本真与平淡回归。
焦冲的《旋转门》，主角是北京姑娘何小晗，故事是她有一搭无一搭的交友与爱恋。但由何小晗的人际交往与两性爱恋，作品却渐渐展现出一个都市白领难以遂愿的追求与并不顺遂的人生。是生活太复杂，现实太冷酷？还是个人欲望大，生活能耐差？似乎都与此有关，又似乎需要细加分辨。作品从都市白领一族，透视了看似光鲜的人们背后的身心伤痛，同时又揭示了不甘于现状的人们左冲右突的人生追求。
路内的《慈悲》，由普通工人水生的人生经历，讲述了一个国有工厂在蜕变中经历的种种窘境：因为工人们收入微薄，需要争取困难补助以补贴家用，而为了得到为数不多的补助，他们各显其能，不择手段，弄得人际关系颇为紧张。而在时代更替之后，市场经济在带来新活力的同时，也带来新的社会问题，如水生这样的普通工人，只能以深怀慈悲的隐忍，回望过去和面对现实。个人化的故事的背后，有时代的浓重身影，更有情怀的坚韧持守。
历史中国的精神脉息
长篇小说中，有不少作品是写过往生活的，这种或远或近的往事书写，虽非历史题材，却充满各具内涵的历史感。2016年的长篇小说中，这种史事写作还表现出一个鲜明特征，这就是作家们不满足于依循传统的观念与写法，去诠释共识性的历史常识，而是从个人化的角度、个性化的视点，去着力揭示历史中的人文遗迹与精神脉息，以独特的人性蕴含与人情冷暖，让冰冷的历史复现其原本应有的温度。
方方的《软埋》似乎是在引导读者去发现一段被掩埋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指向的却是人性本身。尤其是不断隐没又最后彰显的“软埋”的残酷事实，更是托出了意味深长的意象性的概念。这部作品的主题超越了历史与文学，具有一种伦理与哲理的深刻意义。
格非的《望春风》以一个少年的视角状写一个村庄在时代发展中逐渐变化的全过程。主人公“我”自小与身为算命先生的父亲相依为命，在父亲自杀之后，成了孤苦伶仃的孤儿，这个身份让他成为观察村人各种事端最好的旁观者角色。在“我”的眼里，村子里的人们既有着千丝万缕的人际关系，又因为这些人际关系而在某种方面达到了微妙的平衡和内部和谐。行云流水的叙事，波澜不惊的故事，都在自然而然地展示着中国江南农村特有的民俗风情和自有的内在秩序。
王刚的《喀什噶尔》是一部回忆体的长篇小说，作品经由“我”——一位“很爱说话的少年”的口吻，忆述“我”在特殊年代的青春成长。作品中，主人公青春期的不安、无法排遣的孤独感以及寂寥又清新的南疆城镇风情，都被和盘托出。因此，一个少年所生活过的新疆，就以活色生香的方式呈现出来，并以喜忧参半的混杂况味，令人可触可感、可歌可叹。
2016年值得关注的长篇小说，还有很多，上述主要是从现实题材和写实角度所进行的观察，难免挂一漏万。但由这样一个简要的描述可以看出，我们的作家，无论是名家还是新秀，都有不负时代的坚定追求，都有不负自己的卓越表现，这种文学主体精神的凸显与高扬，比作品本身更让人为之兴欣和鼓舞。（作者：白烨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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