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塔工作室的艺术家正在忙碌 资料图片
最近，日本动画电影《你的名字》红遍中国市场，让一些不爱看动画电影的人，也纷纷去凑了一把热闹。
中国动画什么时候也能像日本、美国好莱坞那样，在全球赢得文化话语权和软实力？这个问题一直是横亘在很多动画从业者心头多年的心结。
也是最近，首届乌镇国际未来视觉艺术计划在乌镇北栅丝厂拉开帷幕。主办方之一，正是世界顶尖的特效团队维塔工作室。它拿下了5个奥斯卡小金人，参与了《指环王》《阿凡达》等一系列大片的服化特效等制作，享有很高盛誉。
当一批艺术大咖云集乌镇，共同为中国的视觉艺术把脉时，我们试图从中理出一条线索，探究中国动画究竟缺什么，需要补什么。
热情第一，技术最末
理查德·泰勒是维塔工作室的联合创始人。究竟什么样的员工才能成为维塔的一员，几乎是行业优秀人才的标准。
于是，一些中国同行直接询问理查德·泰勒，他的招聘标准是什么？出乎意料，理查德·泰勒回答：第一是有热情，第二是能坚持，最后才是有能力。如果一个人，把能力放在第一，而把热情放在最后，他不会聘用。
维塔工作室的面试很不寻常。应聘者走到门口时，理查德·泰勒会主动前去握手，眼神交流，领进门，然后在3米以外让他坐下。此时，应聘尚未开始，但理查德·泰勒已经心中有数他会不会聘用这个人。因为，他已经从此前一系列过程中，感受到对方是否真的热爱这个行业。
“27年来，我面试了上千万人，很少出错。我对自己的判断非常有自信。”理查德·泰勒说。
为什么热情如此重要？因为维塔的很多项目不是制作一两年，甚至不是四五年，有些可能要花七八年时间，每天夜以继日地工作。很多时候，员工已经趴下，工作到凌晨三点，依然找不到灵感。这时候，他需要热情，需要坚持，需要一份动力，才能继续从事这样创造性的艺术工作。
一位电视剧制片人也举例，她在洛杉矶雇用了约30名动画师，当中有的人经验丰富，有的只是学生，但通常能够坚持到最后的往往还是学生。有经验的工作人员并不想花更多精力和时间，反倒是学生更具热情，把动画视为毕生梦想，怀揣着梦想创造人物角色。
热情对动画这个行业来说显得十分重要。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真人电影几个月就能拍完，而动画电影完全无中生有，需要一帧帧画出来，所以制作一部动画电影的周期特别长，一般7年以上是家常便饭，需要几百个人的团队一起工作如此之久。整个过程中，但凡没有热情，没有坚持，动画人是很难熬到最后做出一部好作品。
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院长孙立军在制作《小兵张嘎》的动画版时，历时6年，眼看着一年年过去，合作的国内动画公司一一倒闭。他笑言，自己不能再做下去了，不然又会拖垮几家。
这就是动画电影。它背后需要那么多的人，特别考验梦想、热情和耐心。
令人感叹的工匠精神
10多年前，孙立军第一次踏上新西兰的国土，直奔维塔工作室取经。
那天，理查德·泰勒拿出一把弓箭给他看。孙立军用“震惊”来形容这样一个小小的弓箭。它在电影中不过是一件普通道具，但精细到无法辨别真假。“这就是我们现在缺少的工匠精神。”孙立军感叹。
解放军艺术学院教师张小兵，同样在参观维塔工作室后，用了几个类似的词：创新、自信、工匠精神，专心把事情做到极致。
他和孙立军一样，为国内作品缺乏工匠精神而可惜。“中国投资人谈的都是票房，很少有投资人谈这部电影怎么才能做得精致。”
对于投资人，孙立军的体会更深。几十年来创作动画的过程中，最困扰他的就是中国市场不需要原创，或者说对原创并不尊重，大量的模仿作品一批又一批。只要出来一部票房不错的片子，马上有一堆模仿品居上。哪里赚钱，所有的资本都会跟过去。
比如《大圣归来》，票房和口碑都不错。据他所知，目前在国家电影局备案的类似片子超过百部。这意味着，有上百家公司想要拍《大圣归来》这样的电影。
可以想像，这是何等浮躁的创作环境。
多年前，孙立军带领一帮学生成立了北京“421工作室”。“421工作室”长期在动画和特效领域的默默耕耘，得到理查德·泰勒的好评。理查德·泰勒甚至认为，它可能就是中国的下一个“维塔”。
收获如此好评，本应该意气风发。但是在乌镇见到“421工作室”总裁肖甦时，他显得十分平静，与记者聊起中国动画的种种时，更像一部“动画人的血泪成长史”——
有投资人第二年就要求回报，但动画电影实在做不到； 也有工匠精神屡屡受挫，环境给不了他精细打磨的空间与实践；手下的团队离开、跳槽，等等。所有这些故事，都与每一个经历过中国动画发展的人，境遇类似。
如今，肖甦已经从动画导演向制作人转型，他也把合作对象转向国际市场，正在筹备的一部动画，有国内投资人，也有国际投资人。
他相信，找到一个好的制度、好的工业流程，才会有耐心，容得下工匠精神。
为一个头盔，走遍六国
导演郭帆从小到大的梦想，是拍科幻片。他想完成一个视听的奇观，但所有这些最终都指向中国电影工业薄弱的水平。
比如他想做一个头盔，在中国很难吗？郭帆找了一圈发现，确实很难，完成不了。比如照明的问题、录音的问题、呼吸的问题、恒温的问题、说话时面罩里面会不会起雾的问题等等。
郭帆意识到，核心在于我们的工业化人才实在稀缺，所以看起来如此简单的头盔，都无法解决。最后，郭帆只能找外援。在筹备的一年多里，他跑了很多地方，韩国、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几乎走遍了所有知名的特效公司和技术公司。
动画产业人才的缺乏，还体现在教育理念上。
维塔工作室的艺术家约翰·豪把想象力比喻成感冒，它是不可控的，一直想闯到外面的世界。想象力不是一段独白，而是一段对话。
每次到艺术学院教课，约翰·豪都会提醒那些专业学生：去读书，去散步，去博物馆，远离互联网。互联网确实可以帮助他们丰富知识，但是他们必须在现实生活中发现更多的灵感，走出去见更多的人，见更多的艺术。
约翰·豪的这段话让孙立军立马意识到，我们学校在培养人才方面，有时候过于偏重技法训练，而忽略了对创意的培养。
除了教育理念，也有现实环境的制约。
郝焉此前在美国学的是如何当一名制片人，回国后发现，国内居然是反过来，导演慢慢往制片人发展，这让郝焉有些吃惊。因为在美国，一个制片人可以同时开发20个项目、雇20个导演去完成片子。但如果中国导演自己兼制片人，他不可能开发20个项目，再雇自己导20个片子。
郝焉认为，中国电影应该往制片人体制发展。
即使在人才上，我们已经不缺好技术、好导演、好编剧、好制片，但是仍然缺乏视觉产业的组织者和领军者，就像维塔工作室的理查德那样。可能中国缺少N多个理查德，缺少一批有技术、有艺术，又有产业精神的综合领军者。
但最缺的，还不是人才，而是一个更大的老话题：人文精神。
做了这幅图，我们才懂什么叫文化
郭广宇是零食品牌“三只松鼠”的总裁。三只松鼠的成功秘诀之一，是三只可爱的小松鼠在跟消费者沟通，而不仅仅是一个商业牌子。于是最近，三只松鼠也开始在动画产业布局，准备筹备一部动画。
当郭广宇想做一部能够从文化上影响人的心灵的动画片时，他反而困惑了。他想传达出小松鼠可爱的正能量，但是视觉体系究竟该怎样设计？如何有中国文化特色，又能向年轻人有效传达？
松鼠的原型设计几易其稿。这些设计有的中美结合，有的完全西式，郭广宇看来看去，总觉得违和。最后他发现，问题在于我们还没有凝聚起一个文化体系，当代人对中国文化、中国故事，还没有形成一种审美观、价值观。这导致他不知该从何着手才是对的。
水晶石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的丁英也有类似的感受。她觉得中国动画不缺好故事，只是大家不能很好地理解故事，背后原因就是这个故事是否具有好的人文观念。
比如，水晶石公司负责为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的《清明上河图》制作百米动态长卷。制作历经两年，两年中，不断跟各种各样的专家访谈、学习，从城市管理、北宋民俗、市井文化到百姓人居特色等等。两年后，工程师们自己总结说：“做了这幅图，我们才懂得什么叫文化。”
无独有偶的是，在维塔的化妆秀上，一位概念设计师介绍工作经验时不断强调，他并不是一个物品、一个物品孤立地去设计，而是先查询大量材料。
他想借鉴非洲的文化灵感，那么他必须去研究非洲的历史、民俗、语言符号、宗教仪式等等，构建起一个完整的“世界观”，随后在这个虚构的世界中，去想象角色拥有怎样的文化体系、怎样的价值观念。做完这一切“理念价值系统”后，才是设计具体的服装、武器、工具。这样做，无中生有的设计才会水到渠成，审美风格和谐统一。
比如《星球大战》里面的一个角色，尽管是“虚拟世界的虚拟人物”，但是观众依然有代入感，因为这个角色和长久以来人类的文化观念、文明体系是相通的，虚构依然能引发共鸣。
也许，中国动画做不好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没有想清楚，究竟想表达什么样的价值观，建构什么样的人文体系。
缺席的工业美术
走进乌镇的一间会议室时，理查德·泰勒的反应和其他嘉宾都不太一样：他频繁抬头，观察天花板。原来，天花板上刻着牡丹花、祥云图案。这些中国文化元素，让理查德·泰勒的“职业病”又犯了。作为艺术家，他无时无刻不在观察生活、寻找灵感。
对于讲好一个中国动画故事，观众几乎达成共识：好的中国动画应该是从民族文化资源中吸取灵感。但为什么，大多总是做不成功？
有人反映，自己曾经看了一部国产贺岁片，一看就知道，它的美术团队一定有国际背景，因为在里面可以看到钢铁侠、霍比特人、指环王，连音效都是拿来主义的。个别画面，甚至让人一度以为“隔壁放《星球大战》的演员过来串门了”。
当我们频频模仿西方动画大片时，好莱坞却反过来在中国文化中寻找创作灵感。
很多西方艺术家都喜欢逛唐人街。有一次，维塔工作室的人甚至乘坐一个半小时公交车，到一个非常小的城镇，就为了看成龙的《醉拳》。成龙的功夫片，深深影响了这些西方艺术家的审美。一位好莱坞导演告诉维塔工作室，他某部片子的灵感其实来源于中国的神鬼片。
那么，我们自己为什么不能把本民族的文化元素，成功融入动画电影中呢？郭帆有一个解释是：工业革命时期，中国是缺席的，所以在工业美学上，我们也是缺失的。
比如说紧身衣，非常不符合中国审美。斯嘉丽穿上以后就是“黑寡妇”，但是有些中国姑娘穿上就不太像；比如说机械装甲，外国人穿上以后就是“钢铁侠”，但是有些中国演员穿上，总觉得怪怪的。
在西方，“超级英雄”有很好的文化共识，从造型、理念到电影的核心主题，大家都很容易消化。但对中国电影来说，这些无中生有的人物设计就困难了。由于文化不同，我们对英雄的理解不同。我们有自己的英雄体系，有另一套评价英雄的价值观，能够引发观众共鸣。我们需要找到符合中国观众审美的、没有违和感的形式，而不是好莱坞动画电影怎么拍就怎么模仿。
中国故事和中国美学的问题，或许只能我们自己去解决。
再好的特效也不感人，因为你的故事不感人
电影，尤其是动画特效电影，近几年迎来一阵阵新科技浪潮。2016年，中国听到最热门的词之一就是VR，很多人因此畅想：未来的视觉艺术片会是什么样的？那一定是科学和艺术的完美结合。
电影是艺术，也是科技。孙立军的实验室如今正在研究交互式电影。从此，观众也可以当一名演员，参与电影的情节，共同定制一部自己喜欢的电影。孙立军自己做模特，扮演海盗，仅仅用了15分钟，电影就成了，成本大概不足1000元。以此类推，未来的电影院大概也不是今天的形式。
科技给动画创作者带来无限挑战和机会。然而技术发展到一定的高度，还是离不开内容，或者说核心的创意。看了维塔工作室的视觉展以后，孙立军忽然明白一个道理：动画创造，无论运用多么高的科技，都不是复制现实，而是去创造、去想象一个未来。
有人询问理查德·泰勒，好的中国动画应该长什么样？他的回答十分诚恳，他说，好的中国动画不应该是好莱坞大片那样，弄不好技术上非常炫目，其实观众并没有融入感。动画最主要的核心，是对人的心灵有触动。
我们现在制片方动不动就投资上亿元，号称很多钱都用在特效上。然而特效出来却不感人，因为你的故事不感人。
一言以蔽之，科技创造了无限可能，但技术不是最重要的，故事才是灵魂。这个如此浅显的道理，放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对中国市场而言反倒需要一再提醒。
崎岖的中国动画之路
2006年，中国动画迎来一个转折，国家广电总局出台政策：晚上5点到8点限播境外动画片。孙立军表示支持，他甚至说，自己如果有四只手，四只手都会举起来。
然而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以后，互联网上点名骂他的人超过100万人次。比较理性的观点认为，政府出台这样的政策，无异于一个温室大棚，保护毫无意义。不理性的直接开骂，有人发帖说：“我知道你家住哪儿，小心我拿板砖拍你后脑勺。”
戏剧性的是，几年后孙立军去日本时，一位日本外交官对他说：“孙教授，你是专家，我们拜托你，能不能给你们的政府建议，取消对日本动画的限播令。”
这条限播令禁止的只有晚上5点到8点，不过短短3小时而已，却已经影响到日本动漫行业的发展，因为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市场。
在2000年之前，只有北京电影学院招动画专业，从上世纪50年代到2000年，全国动画专业毕业生加起来也就100个左右，假如全部去做老师，每个学校一位老师都摊不过来。
可喜的是到2005年，中国已经有300多所高校在短短5年间建起了动画专业。此后，国家如果没有及时出台这样的政策，中国动画就不会有今天的发展，甚至反而在2005年以后，每年有近8万毕业生面临失业或转行。
不要小看从晚上5点到8点的3小时，它好比是中国政府给动漫行业造了一个浅水区游泳，学生毕业以后想进入动漫行业，但他们还是孩子，只能带上游泳圈，在浅水区先试起来。
孙立军手头有一个国家课题，专门研究中国动画的创作环境，一些缺点正在慢慢克服。不久的将来，我们或许不再缺人，也不缺钱，那么还缺什么呢？
这个答案必须追溯到六七年前。孙立军到宫崎骏的公司拜访，想当面请教。那天，制片人走出来说：“宫崎骏先生不在，你有什么问题，我可以回答。”
孙立军就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宫崎骏的作品这么畅销？它跟好莱坞不一样，好莱坞大公司有非常成熟的团队，而宫崎骏没有，但是他每一部作品都很成功。
制片人回答：“其实很简单，宫崎骏先生说首先是他自己喜欢。第二，他身边的挚友也喜欢。只要做到这两点，这部动画电影就会让所有人喜欢。”
道理，如此朴素。（记者 龚丹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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