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中国合伙人》海报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电影《小花》剧照资料图片
电影《渔光曲》剧照 资料图片
中国电影要讲好中国故事，关键是讲什么人物的故事，传递什么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典型人物所达到的高度，就是文艺作品的高度，也是时代的艺术高度。只有创作出典型人物，文艺作品才能有吸引力、感染力、生命力。”可见，银幕形象传递什么精神，引领什么价值取向，直接影响观众的审美情趣、审美理想和价值判断。从某种程度上讲，银幕形象影响着国民的精神世界，银幕形象的精神力量大小也决定着电影核心竞争力的强弱。
警惕迷恋世俗、轻慢崇高的创作倾向
中国电影的银幕形象置身于一个特殊时代：这既是高歌猛进的大好时代，又是暗藏危机的变革时代。2016年中国年产电影故事片772部，全国电影票房457.12亿元，中国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世界电影生产大国。中国还拥有四万多块银幕，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国产电影的受众关注度，以及中国电影市场的火热度，也是其他艺术门类无法比拟的。
高歌猛进之中，国产电影尚有隐忧存焉。根据“中美电影协议”的约定，中国每年要进口34部美国电影。这些大片凭着强势出场、弱势出局的理念，意用大资本、大制作、大明星、大宣传席卷中国市场，在中国银幕上复制拷贝美国的价值观念。国产电影在与好莱坞大片的竞争中逐步崛起，实现繁荣发展，却也催生出一种产业失衡现象。一些从业者过分倚重市场效应，以票房多寡论英雄，这种生产思路催生出“过分倚重娱乐精神，以好看好玩论短长”的创作观念变异，使轻电影、小电影、悦电影大行其道。称其轻，是指时代质量过轻；称其小，是指思想力量过小；称其悦，是指过于注重娱乐狂欢。国产电影的诸种隐忧集中表现在银幕形象上，就是世俗化倾向严重。
写凡人小事成为时下电影创作的常态，这本属正常现象。然而，时下的平民书写迷恋世俗，轻慢崇高。于是乎，创作重生活粗鄙感，轻高尚精神境界，重世俗欲望，轻精神品格，使人物流于世俗化、粗鄙化。这些问题发展到极致，就演变成张扬世俗欲望，追逐一己私欲，堆砌垃圾情绪，展示人性猥琐，热衷于消费情色、颜值等趣味低下、格调媚俗的创作倾向。而国产电影银幕形象的这种市俗化倾向，也悄然改写了青年观众的审美习惯，使他们越来越喜欢兴奋、刺激、重口味的内容。这种观影诉求又助长了电影市场的媚俗之风，使娱乐狂欢之作风靡于世，有家国情怀、人文精神之作遇冷，具经典风范、能振聋发聩的黄钟大吕之作稀缺。
在凡人小事中体现出人性高洁
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精神和情怀去书写银幕，献给我们的时代，献给我们的观众，并以此同好莱坞比拼？落实到人物塑造上，我们不应该弱化银幕形象的积极精神力量，消费卑琐小人的卑琐之事，而应该在凡人小事中体现出人性的高洁；在写平民的世俗生活中，开掘出他们对美好人生、生命尊严和幸福愿景的守望；热情表现中华民族在追求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呈现出来的精神风貌。一千五百多年前，文艺评论家刘勰就提出，文艺作品要“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又指出“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宋代张载提倡文艺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可见，文以载道是中华文学艺术的优秀传统。表现人物崇高境界是中国电影人的责任和使命。中国电影一直具有现实主义的优良创作传统。无论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马路天使》《十字街头》《渔光曲》《一江春水向东流》，还是新中国成立后涌现的诸如《小花》《喜盈门》《苗苗》《泉水叮咚》等影片，都在描摹现实生活的同时释放出积极向上、温暖人心的精神力量。
伟人与英雄可以崇高，而普通人如果能超越一己欲望，将自己的幸福愿景同中国梦融合起来，也可以走向崇高。电影《中国合伙人》中的三个主人公，经历了改革初期的“出国潮”和“下海潮”，沉沦过、拼搏过，趁势而起，潮起潮落，始终守望自己的人生愿景，终于悟出人生的意义，赢得生命的尊严和事业的荣光。影片以成东青、孟晓骏、王阳三个人的精神成长史带出了改革开放历程，可以说这三个人物的形象既有生活质感，又有可以企及的崇高境界，还有沉甸甸的时代质量，写出了人民的大情怀、时代的大境界，因此成为近期国产电影人物形象塑造的代表作品。
用优秀银幕形象引领时代风尚
时下有一个误识，认为电影艺术进入了小时代、轻时代、微时代，于是快餐文化电影和速食文化电影盛行。误识带来创作上的误区，不少创作者回避深邃，拒绝意蕴，追求浅白，误认为现在是读图时代、读题时代、颜值时代和感官时代，笃定认为这些才是时尚，如此创作才会受到青年观众的欢迎。于是，粉丝电影、IP电影大行其道。部分电影创作者完全从市场需求出发，单纯以票房高低评价作品的优劣。在一些电影评奖活动中，有的娱乐狂欢之作问鼎大奖，而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却寂然无声。银幕形象世俗化倾向和评奖的对位，说明“习惯于张开热情怀抱迎接市场需求，而疏离导向作用，任凭市场考量高于对作品思想艺术力量的考量”这种不正之风开始从生产领域向产业的其他环节蔓延开去。
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应追求社会效益与商业效益的统一，并将社会效益永远放在首位。现在的产业生态环境有时却令电影的社会效益和引领作用被悬置，这就需要政策的保障和制衡。在电影的引领功能弱化时，政府的宏观调控之手应及时到位发挥作用，扶持更多具有思想深度、艺术力量和时代质量的银幕形象，反映社会风尚，并引领社会风尚。而作为创作者，面对时下业界浮躁之风盛行、不少人急于一夜成名的情况，我们应该放下杂念静下心，扎根生活、扎根人民，直面生活、洞悉生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文化创造力。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所以，在这个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关头，电影工作者应该追求对生活的新发现、对艺术的新表达，努力讲好中国故事，创造出更多具有思想内涵和精神力量的银幕形象，反映生活真谛，助推时代前行。（作者：赵葆华 系著名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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