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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报国不畏困苦 浙大西迁湄潭二三事

      背景资料:1937年抗战爆发后,浙江大学于当年9月西迁,先后经浙、赣、粤、湘、桂、黔,历经两年半,行程2600公里,于1940年2月来到湄潭县。最初只有正、副教授70人,学生512人,到抗战胜利,1946年迁回时已发展到有正、副教授201人,学生2171人。两院院士中共有48位院士在湄潭工作学习过。因其西迁所经的路线与红军长征第一阶段的路线基本吻合,加之两者都是遇到万般艰难困苦,两者的转折点都在遵义,都在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有人誉浙大西迁办学为“文军长征”。

    “半亩向阳地,全家仰菜根……”苏步青一家在湄潭期间,得到当地群众匀给的半亩地种些瓜菜资助生活,但仍然十分艰难,在回忆中他说,1941年8月,一家人住在一个破庙里,已经有半年时间靠用红苕蘸盐水过日子。

    “鸡蛋由每斤0.1元涨到每斤15元,为原价150倍;猪油每斤由0.125元涨到100元,上涨800倍;大米由每担2元涨到1000元,为原价500倍……”从史料记载看出,由于抗战的特殊情况及大量人员涌入湄潭县,物价飞涨,这造成了包括苏步青等大学者在内的浙大师生的生活困窘。

    据湄潭浙大西迁陈列馆馆长康厚达讲述:浙大师生吃饭有“蜻蜓点水”和“逢六进一”的故事,每吃三箸饭然后点一下稍微有点盐的菜水,叫蜻蜓点水,每吃六口饭用筷蘸一下豆腐之类的菜,叫逢六进一。由此可见困难状况,除了生活上的困难,匪患和来自国民党当局的压力也时常存在。

    1944年,教授卢鹤绂由广西到湄潭,路上被土匪绑票。“宁死于匪首,不受辱于日寇”,卢鹤绂的铮铮铁骨表现出的操守,打动了绑架他的匪徒,将其一家释放,使之得以绝处逢生。为所谓“反动标语”案,国民党关押了滕维藻等进步学生,校长竺可桢顶着压力,不顾当时脚上冻疮严重,一拐一瘸四处奔走,从中统手中救出被押学生。

    虽然困苦,但浙大师生热忱治学研究,报效国家:王淦昌教授和学生在进行磷光体机械效应的研究中,为得到激光源,在烈日暴晒下,掩捂棉被反复试验,完成了《用机械方法产生磷光》的论文;苏步青也写出了《影射曲线概论》和《微分几何学》等论文,在国际数学界,浙大作为一个有名的学派与美国、意大利鼎足三立,苏步青也被誉为“东方第一几何学家”。

    “我在浙大学习时的条件十分艰苦,物理试验是在破庙里做的……白天到茶馆看书,泡一杯茶用来买个座位……茶馆再闹也不管。”当时还是学生后来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李政道在回忆中这样说。而学生赵明强在回忆中写到:晚自修以桐油灯照明,因灯油不足,有时每人只能点上一二根灯草,两人相对夜读,不觉鼻为灯油熏黑。

    上行下效,学习科研的风气蔚然成风。1944年,世界知名学者李约瑟造访浙大后,誉其为“东方剑桥”,1945年,他在发表的文章《贵州和广西的科学》中写到:浙大是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湄潭是浙大科学活动的中心,在湄潭可以看到科研活动一片繁忙紧张的情景……他们是中国科学事业的希望。

    “我问自己,在那样一个地方,环境那么艰苦,生活那么艰难,浙大师生为什么能安贫乐业……不为别的,就是浙大的求是精神和师生的爱国热忱,支撑着师生为振兴中华而勤奋学习,为培育人才而含辛茹苦……”浙大外文系教授蒋炳贤后来思考说。

    “所谓求是,既要埋头读书或实验室做试验,又要身体力行践履笃实……要博学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竺可桢校长倡导的求是精神,直到今日一直薪火相传。湄潭1990年成立了浙大西迁历史陈列馆,保护遗址传承精神,还在卢鹤绂教授之子资助下建起了有180平方米拥有照片、实物上千件的展厅,现在的浙大将之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都有浙大学子和省内外人士前来汲取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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