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留给人类的记忆是痛苦的，又是深刻的。这记忆需要铭记，更需要反思，而文学无疑是铭记与反思战争的重要载体。近两年当代文坛接连出现了好几部长篇巨著都是关于战争的书写，将这些作品放置在一起比较阅读，饶有意味。它们所表现出来的共性，对我们今天理解战争书写的意义及可能性颇有启示。
其一，战争书写不约而同地从正面描写战场转向对战争中人与情的描摹。范稳的《吾血吾土》书写一位老兵70年的命运流离；严歌苓的《芳华》中战争像影子一样存在，于无声无息中改变许多人的命运；郑洪的《南京不哭》，正如作者所言，“很多人知道我的小说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心里就浮起许多血淋淋的场面。事实上贯彻全书，无非人间一个‘情’字”；张翎的《劳燕》打捞起的是二战中一个女性与三个男人的情感纠葛；范稳的《重庆之眼》也通过爱情叙事把重庆大轰炸与对日索赔等情节进行了巧妙关联。
从“情”的角度切入战争，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文学优势的体现。情感越是真实，历史的苦难越是悲痛；人生越是有情，战争的无情就越显可悲。战争年代无论是战友情、爱情、亲情还是普通人之间的感情，都弥足珍贵，而反观非战争年代的人情冷淡，叙述张力也就显现出来。只是，面对民族灾难，这种情感书写极易成为一种无节制喷涌，控诉过多，甚至流于表面说教。这里需要处理的是作者的发声问题，作者的发声不能僭越作品中人物的自然流露，也不能代替读者的由衷体悟，战争书写越是真实越是急切的时候，越需要作者慢下来，给人物行动一点时间，给场景铺陈一点时间，给读者的情感发展一点时间。
其二，战争书写投向历史的眼光不避现实的情境，串起历史与现实的往往是对人性的反思。罗伟章的《太阳底下》围绕着“重庆大轰炸”，重点写的却是二战史专家黄晓洋对曾祖母死因之谜的探究，以及这场漫长的探究给他的生活带来的变化，揭示了战争刻写在人们心上的秘密之深之重。《劳燕》中，现实不会因历史而改变前行的轨迹，战争结束，生活依旧前行，只是这现实生活的惊心动魄让那些参加过战争的人都感到震动。此外，如叶炜讲述鲁南抗日根据地革命历史的《福地》、常芳的《第五战区》和赵本夫的《天漏邑》，也都在血与火的时代背景下展开了复杂人性的探索。
人性是文学作品始终在探讨的一个主题，而战争环境的极端性容易让人性恶的一面暴露出来，更能凸显人性闪光之处的可贵，由此不难理解作家们为什么抱着战争这块人性的试金石不放。而且，对人性的反思成为写作时往返历史与现实的有效手段，保证了一种延续性和审视性的历史眼光。但需要避免的是为写人性而写人性，别让人性探索止步于阅读的快感，也别让人性书写沦为迎合猎奇心的一个伎俩。
其三，当下的战争书写，纪实与虚构暧昧含混，互相交织，持续逼问着历史真实与文学真实的问题。很多作家以真实为追求，如《南京不哭》就是亲历者的历史见证，而更多的作品试图通过一手史料的介入来增强真实感，如《吾血吾土》实地采访了20余位抗战老兵，《第五战区》建立在作家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劳燕》中插入大量的文献档案，等等。但与此同时，这些作品都存在着想象基础上的对史实的加工，都是作家建构的独一无二的战争时空。很明显的，既不违背基本史学常识，又能将历史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表现出来，已经成为决定战争书写成败的生死线。
世界文坛上有一股战争书写的力量提倡“战壕派”真实，认为只有亲历战争才有资格书写战争，作品来自于战壕。实际上，绝对真实不可能完全实现，叙述本身就是一种介入，面对战争这同一个底本，不同的叙述者会有不同的述本。虚构与非虚构的界限是当代叙事学关注的焦点之一，文学发展到今天，不应简单地将虚构等同于作为叙事范畴或体裁的“虚构作品”，它其实是一种在许多非虚构叙事作品中也较常见的写作策略。战争书写的这一区分更为重要，因为在不背离基本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正是虚构实现升华，让文本更具震慑心灵的力量。
当下，受消费主义、娱乐主义以及历史虚无主义诸方面的影响，文学的创作与阅读正面临被削平深度的危险，在此背景下，战争这样的宏大题材无疑具有历史与文学的双重价值，既为历史讲述、历史表达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也让文学重新介入历史现实，重拾广度与深度。上述这些战争书写文本在人与情、人性与现实、纪实与虚构方向上的努力，正是路径探索的表现。当然，它们同时也面临着如何选择更恰当的切口、合理裁切史实、把握叙事节奏、适度控制情感的问题。在国际形势日益复杂的今天，重写民族苦难史，对激发民族情感、凝聚民族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说，战争书写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更需要拿出文学的“硬本领”来，拿出真正有深度的禁得起历史检验的作品来。（刘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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