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话剧诞生110周年。
20世纪初，随着国力衰弱，一些有志之士把目光转向西方，试图从中寻求疗救中国社会的药方。正是在中国人探求救国救民的过程中，西方戏剧被引进来。应当说，这是中国人的一种主动的文化选择，当然，也是一种历史的遇合。
中国话剧从诞生之日起，便与时代变革同频共振，与社会生活相伴相随。回顾中国话剧发展的110年历史，我们同时感受着这一艺术形式的沧桑巨变和青春活力。
中国话剧的诞生
“五四”新剧的成就中国话剧走向成熟诗化现实主义的高峰新中国话剧的春天转型中的新时期戏剧
谈起中国话剧的起源，人们常说它是一种“舶来品”。但这是否意味着中国人被动地接受了西方戏剧，在自足的文化形态中，硬性地植入了一种异质文化因素呢？其实不然。
最早接触西方话剧的中国人是谁？在中国内地最早接触西方戏剧的，是一些出使西洋的外交官。他们津津乐道西洋剧院建筑之华美，惊异西方艺人地位之高贵，慨叹西方戏剧布景之逼真。他们将西方戏剧的特点概括为“白而不唱”，格外看重西方戏剧的社会功能。他们以法国为例——法德战争后，法败，遂集巨款建戏馆，“盖以鼓励国人奋勇报仇之志也”。
早在1596—1604年间，《澳门圣保禄学院年报》就记载了中国学生演出西方的戏剧。在内地最早则是上海的教会学校的学生演剧。1899年，上海圣约翰书院的中国学生，编演了一出名为《官场丑史》的新戏，继之又有《六君子》《张汶祥刺马》等。
中国话剧主要是通过日本这个桥梁而引进的。在其创始期，呈现出错综复杂、多元发展的状态。主要的社团，无论在演出宗旨、艺术追求，还是演出形态上都是不同的。
偏重西方戏剧原态演出的，是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团体春柳社。创始人李叔同等人主要受到日本新剧（西方戏剧演剧形态）影响，于1907年春在东京演出了法国小仲马的名剧《茶花女》第三幕，获得中外人士称赞；不久，又演出了根据美国作家斯托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的话剧《黑奴吁天录》。
任天知和他领导的进化团主要受日本新派剧（结合日本歌舞伎等形式的一种演出形态）的影响，时值辛亥革命前夜，演出了《血蓑衣》《安重根刺伊藤》等剧，轰动长江两岸，使文明戏乘势而起。孙中山曾对进化团给予赞扬，为其写下“是亦学校也”的题词。
随着辛亥革命的失败，为革命所鼓舞的从事新剧的人士，面对残酷的现实，有的从狂热走向消沉，有的则把戏剧作为生存手段，迎合小市民的庸俗趣味。
1913年秋，郑正秋组织的新民社，在上海推出十本连台戏《恶家庭》，演出轰动一时，引起新剧界的震动。该剧是一部表现世俗趣味和因果报应的家庭剧。一些商人见演文明戏有利可图，于是，便一拥而上，一时间新剧团林立而起，所谓新剧目纷纷出台。
在这种虚假繁荣的背后，隐藏着深重的危机。看起来新剧从业人员增多，实际上鱼龙混杂，降低了素质。只顾赚钱，执意媚俗，使本来没有站稳脚跟的文明戏反倒失去了观众而衰落。但是，文明戏的成就也是不容否定的，它为后来的话剧扎根中国创造了条件。
“五四”新剧的成就
1919年，“五四”运动后，新文学兴起；而新剧，即话剧，也在这伟大的文化运动中再度获得新生。
“五四”新剧倡导者的目标，是以西方戏剧为榜样，创建新剧。“五四”新剧成就之一，在于按照西方戏剧的样式，创建了戏剧文学。
在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的影响下，胡适首先创作了《终身大事》，于是有了社会问题剧的兴起，但是多数剧本，只见问题，不见戏剧。欧阳予倩的《泼妇》、熊佛西的《新人的生活》、白薇的《打出幽灵塔》等剧，塑造了一批出走者形象，被称为“娜拉剧”（娜拉系《玩偶之家》中出走的女性形象）。这批剧目，追求人格独立和个性解放，呈现出“五四”新剧最初的现实主义特色。
“五四”时期是一个“吸纳新潮，脱离陈套”的时代。西方“新浪漫主义”戏剧思潮也被介绍进来，成为中国剧作家乐得吸吮的“世纪末的果汁”。刚刚觉醒的中国青年，以前所未有的大胆和勇气，表达心灵的苦闷和向往。如陶晶孙的《黑衣人》《尼庵》、向培良的《暗嫩》《生之留恋和死之诱惑》、陈楚淮的《骷髅的迷恋者》等，形成一个现代派戏剧的潮流。
在戏剧文学创作上，田汉是一个杰出代表。他进行了多样的艺术探索，成为中国话剧诗化现实主义的开拓者。而由他领导的南国社，则是在中国南方推动演剧的先锋。田汉不但创作了《南归》《古潭的声音》《颤栗》等抒情悲剧，更创作了名享一时的《获虎之夜》《名优之死》。
历史剧创作也蔚然成风，如郭沫若的浪漫史剧《王昭君》《卓文君》《聂嫈》和顾一樵的英雄史剧《荆轲》《项羽》《苏武》《岳飞》等。
新的喜剧也涌现出来。丁西林的创作打破了中国传统的喜剧模式，具有英国式的基于语言技巧和行为矛盾的幽默喜剧风格，如《一只马蜂》《压迫》等。熊佛西的趣味喜剧和宋春舫、王文显的幽默喜剧也各具特色。
“五四”新剧的成就之二是现代导演制度的建立。
洪深在美国哈佛大学专攻戏剧，师从贝克。回国后，于1923年加入戏剧协社，任演出部主任。他的第一个不同凡响的举动，就是推出排演制度，规范演员表演。第二个不同凡响的举动，是巧废“男扮女角”的旧习。1924年，《少奶奶的扇子》演出成功，标志着现代导演制度的胜利。
张彭春对中国话剧导演制的建立也作出过贡献。1916年，他从美国回来，任南开新剧团的副团长。在排戏中，即推行导演制度，有计划地把欧美名剧推上舞台，如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国民公敌》等，在当时的戏剧界名噪一时。张彭春作为一个导演，其更重要的贡献是培养出了曹禺、张平群、金焰等戏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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