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戴韡
2016年外部经济环境不明朗：在负利息条件下美国经济开始复苏，现在逐渐加息却令道琼斯指数自高位已下调了约一成，而道指寻底尚未结束。中国大陆经济增长有下行压力，实体经济仍有活力，惟若干新政加大了汇市和股市的波动。作为中国特别行政区的香港是一个开放型小经济体，外部环境对香港影响很大，本地经济正面对严峻挑战。
昨日特区首长梁振英在立法会宣读了任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内容涉及港人关心的土地及房屋政策、积极参与十三五规划、筹建亚投行和一带一路等工作，且成立科技和农业等扶持基金并提出了相关政策，承诺新增医疗服务、教育和社会福利等公共支出等。报告措辞无华，但也无太大惊喜。
房屋供应和经济增长点
致力于土地及房屋供应，是梁振英政府经济政策最核心的内容之一。梁在施政报告中称经过3年半努力，房屋供应明显增多，楼价和租金开始回落，扭转了两者只升不跌的预期，表示特区政府有责任供应土地和公营房屋，满足市民的住屋需要，没有责任保证楼价只升不跌，楼价亦不应靠人为的短缺维持高企。指特区政府解决住屋问题的勇气和决心毋庸置疑；我们对解决房屋问题必须继续坚持，不能半途而废。预计未来三至四年一手私营住宅市场的供应量约为八万七千个单位；未来五年，房委会和房协兴建的公营房屋单位预计约为九万七千一百个，当中公屋单位约为七万六千七百个，资助出售单位约为二万零四百个遗憾的是，现在香港楼价及租金仍然远超市民的负担能力。
新一年特区政府积极参与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建设，能给香港带来新的机遇，发展科技等也可能促进本地经济和就业；而未来香港经济的新增长点却有待市场自行探索。
内地与香港同属一国，却又是不同的关税区。香港生产力和居民收入迄今仍高于大陆，但整体的相对竞争优势却在迅速下滑，即使在诸多服务行业领域情况也是如此。我想，本地楼价高只是其中一个原因，香港工资高而大陆起点底却学习速度相对较快，也会是另一个原因。香港市场小而大陆市场大，陆企较港企容易形成规模经济和资本积累。因此，香港在许多领域，都不易形成一个可行的新增长点。
香港在法律和对外开放等制度上，是有优势的，那有助它向内地推销金融服务产品。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香港也有利于向国际销售与内地经贸相关服务。然而，如水货贸易或开旅游黑店等，却都是被证明是不可行的发展方向。
相对竞争力的变化，决定了十多年来港人的薪酬增长得比大陆慢。类似的情况，或许亦发生在中国与一些国家之间。别看本地有些极端者煽动港独，但多数港人普遍地还是习惯于把自己境况与内地同胞相比。此消彼长之下，因而使许多港人这又不满意，那又不满意。
因此，除了房屋问题外，如何令香港经济发展走上坦途，也是很重要的。
人口老化与社会福利
一带一路在梁的报告中着墨颇多，那无可厚非。然而，香港为一带一路项目最能提供服务的要素，是资金和专业知识，却很难提供更多中、高端工作机会。因而参与一带一路发展，存在着进一步加大本地收入差异的可能。
政府徵税并提供社会福利，是第二次分配的一种形式。利民等新增措施，在施政报告中也占了若干篇幅。现在港人的平均寿命延长了，加速了人口老化。随着工业化和当前科学技术的发展，人口老化已成了世界、中国乃至香港的大趋势。拉尔富．麦可泰尔（Ralph McTell）一九六九年发表、一九七四年重录的《伦敦街》一曲，就描述了当年英国老人凄凉的晚景。从经济福祉的角度来看，第二次分配会是解决老人贫困的主要方式。而解决人口老化问题，则应视老年劳动力为生产力，让他们除了有能力到政府医院专科门诊部就医外，还能为社会发出自己的光和热。
当前，全民退保计划正在香港咨询。有人说那是假咨询，我不知道它是否假。昔日殖民地当局更视之为洪水猛兽。惟全民退保之类的措施，却是世上相当普及的社福产品，中国大陆也同样有类似的机制。我想，实施全民退保，会是香港避无可避的选择。正值咨询期，梁振英在他的施政报告中不提此事，应是明智的。
行政长官对自己最后一份报告应准备有时，惟未能谈及如何应对当前国际上的经济挑战，令人感到稍许失望。报告亦鲜谈未来规划。也许因为，这毕竟是梁振英仅仅着眼最后一年任期的施政报告。
（作者为资深香港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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