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宋小庄
对旺角暴乱，香港有人联署提出要参考上世纪60年代本港骚乱后的做法，成立调查委员会。15日特区政府发表声明，表示旺角暴乱是严重的暴力事件，警方正在进行刑事调查，缉拿暴徒归案，由法庭审理，没有必要成立由法官主持的调查委员会。
笔者不是凡是派，并不是政府的任何意见都支持，但对政府不成立调查委员却是赞成的。就通常的目的而论，调查是检讨政府工作种种的不足。从电视播发年初一暴乱的情况来看，重点在于处置该事件，不是对该事件政府有什么过错。参与暴乱的年轻人头戴头盔，面戴面罩，生怕被指认，但却精神饱满，孔武有力，事先考察好地形，准备打、砸、扔、烧，利用人行道上的砖头作为武器，扔向警员，还准备了木棍、竹棍，围殴警员、打记者，纵火、砸烂橱窗。
这是一班在街头闹事的政治流氓，或是以为暴乱是在虚拟世界中玩战争游戏的电脑痴。丝毫没有官逼民反、饥寒交迫的样子。
警方显然准备不足，受到回归以来香港激进分离组织最野蛮的欺凌。本土民主前线、热血公民、青年启动、青年新政、调理农务兰花系、红磡人红磡事等激进分离组织对警员的猖狂攻击，有甚于三合会组织。受伤警员多达90多位，而暴徒却未见受伤的报道。
警方忍受欺凌，到了生命受到威胁，才向天开枪，警方应当内部检讨，可否更积极主动抑制犯罪。在法律上，警方不但可以自卫，而且可以依法收拾。政府当务之急是惩治犯罪，以儆效尤，以收惩戒之效，避免发生第二次、第三次暴动。
《公安条例》第19条规定了暴动罪，该条第1款规定：如任何参与凭藉第18（1）条为非法集结的人破坏社会安宁，该集结即属暴动，而集结的人即属集结暴动。第2款规定：任何人参与暴动，即犯暴动罪：（a）一经公诉程式定罪，可处监禁十年；及（b）一经简易程式定罪，可处第2级罚款及监禁5年。在旺角激进暴徒的集结是非法集结，而该集结显然破坏了社会安宁。上述人士只要有证据在现场并破坏社会安宁，就是犯了暴动罪。对清楚的案情，在调查、起诉、审理暴动罪时，没有必要成立调查委员会。否则，就会干扰惩治犯罪工作的进行。
大概50年前的骚乱事件，与大年初一的暴乱相比，具有本质性的区别，不能相提并论。前者是劳资纠纷为导火线；后者却是食环署接到投诉巡视为导火线。前者是警员镇压工人，与工人发生冲突，多名工人被殴伤；后者却是暴徒袭击食环署人员，食环署人员向警方求援，也被暴徒袭击，有90多人受伤，暴徒没有受伤。前者牵连甚广，事态扩大后，成为社会事件，港英当局还宣布宵禁，后来还宣布紧急状态，并成为中英的外交事件；后者却是简单的暴乱及处理暴乱的问题。还有其他不同之处，两者不具有可比性。以60年代港英成立调查委员会为例，要求政府也成立调查委员会，理由是不充分的。
最根本的原因是：当年的骚乱是港英当局残暴的殖民统治直接和间接造成的，是港英当局的管治问题。经过六十年代的骚乱，也可能是当年调查委员会的影响，港英当局吸取了教训，改变了原来赤裸裸的殖民统治手法，采取了一种新殖民主义的政策，缓和露骨的殖民统治，取消华民政务司，成立各区政务署，改革香港的社会福利措施，改善民生，推行居者有其屋计划，推进公共屋邨建设，成立廉政公署，发展经济，惩治贪污等等，推动了六十年代末期香港经济的起飞，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甚至成为内地改革开放可供借鉴的事例。从这个意义上说，该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是有积极意义的。
然而，大年初一的暴乱却不是这样。暴乱是本土民主前线、热血公民、青年启动、青年新政、调理农务兰花系、红磡人红磡事等激进分离组织策动的，他们背后是否有外部势力操控，有待警方的调查。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出了这样的问题，有深层次的问题存在，有必要标本兼治，目前紧迫的工作是先治标，好比发高烧，原因有待查明，但要先退烧再说。惩治暴动，防止暴动（如制订反面具条例，或在《公安条例》中修订），都是可行的治标措施。
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如何治本，决不是一个调查委员会可以解决的。现在几乎没有人会怀疑，香港已经成为强国博弈的场所。回归前，香港之所以成为亚洲四小龙，是中英有共同的愿望，维护香港的繁荣和稳定。现在只有中国依然坚持维护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但英国可能缺乏这种意愿了，而美国却把香港作为重返亚洲、抑制中国的重点。对这种情况，任何调查委员会，不管由什么人组成，都是无能为力、无济于事的。汇丰不愿意迁回香港，不无这种因素在。香港，还有不少国际政界人士都认为，行政长官是世界上最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之一，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项治本工作的艰巨性。
有人可能认为，设立调查委员会是为了转移视线。笔者并不这样认为，提倡者众，各有不同的考虑，未必出于恶意。但从香港特区治理本身的角度看，不设立调查委员会，应当是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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