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郑赤琰
公民党在其10年宣言中，其中一个重点是香港人在2047年前后前途安排不能再如1997年前缺席，将扞卫港人话语权和选择权，必要时诉诸公民抗命，抗衡崩坏的制度，云云。这段宣言的文字没有直接写出要港独，可是写明不能再如1997年前缺席，而且还说在2047年后的前途安排，要有港人的话语权和选择权，否则便要抗衡。宣言这样的写法，很难不叫人解读为要港独。
第一是1997年前的中英谈判，由钟士元作为行政会议的首席议员，也曾透过英国谈判代表，在中英谈判中提出要港人派出代表参与谈判，但为中国代表拒绝。当时中国代表用三脚凳来说明一旦谈判中加入了香港代表，便会变成谈判有三方的代表，中方的代表角色很清楚，英国的代表角色也很清楚，中英都代表各自的国家，香港的代表算是什么角色？代表香港吗？代表香港民意吗？如果只是一般的民意诉求，不是主权独立的诉求，问题则很简单，这是内政的问题，等到主权归谁的谈判解决后，主权政府自会回到香港内部听取港人的诉求。
如果港人代表成为三方代表之一，而且又是代表港人要求香港主权独立，这一来整个谈判的定位便会完全乱了套。试想，要英国代表答应港代表的要求吗？英国代表根本就没有权可以这么做！一是新界是在1898年从中国手中租借来的，九十九年期限一到，归还中国，是条约承诺下来的，没话说；二是香港与九龙是从中国手中用军事抢过去的，是在枪杆子下迫来的，中国朝代有变，但都从来没改变他们对港九条约之不平等条约的立场。邓小平代表国家在和戴卓尔夫人代表英国会谈时已严正告诉戴，三条条约是不平等条约，中国不承认，中英现在谈判，不是要不要将主权与治权交回中国的谈判，而是要谈归还的技术性问题，而不是原则性问题。
既然英国代表无权对主权话事，也就无权给港人主权独立，同样，中国代表也不会在中英谈判会议上，拿主权来谈判交还与否的问题，因为谁也不敢代表中国把自己国土与人民的主权两大要件拱手送走，这是卖国卖民的国耻大辱，试想当年日本迫中国和她签下那臭名昭彰的二十一条条约时，全国马上天崩地动，群众抗议马上轰动全国。中国代表也马上被骂为卖国贼。这不是中国人特有的国情，而是普世核心价值里头不能缺少的主权价值，丧失主权，国将不国，民将不民，沦为殖民地的人民的悲惨，在近代印第安人与黑奴就是典型的例子，何况中国近代近百年被外国瓜分的惨痛教训，好不容易才在抗日奋战八年还我河山还我尊严，大家想想：中英谈判上中国代表敢在英国代表面前将香港主权交给港人吗？这岂非是在英国代表面前一齐将香港殖民地变为主权独立国吗？
也正是香港在鸦片战争中所扮演的是悲情的角色，现在收回香港终结殖民地是Happy ending，也正是因为喜事一桩，所以国家才在庄严的国家宪法授予一国两制，让港人生活习惯不变，制度不变，繁荣安定不变。更要在此指出的是香港享有的一国两制，不但是有些权益在港英时代所无，像基本法条文中写明特首可由港人普选产生，立法会也会改为普选产生，这是港英殖民地所无的。这是基本法写明的，港人在自己立法会上意见不能一致，未能实现双普选，还仍不够理想又不愿逐步去完善，偏又要将制度崩坏的责任全归咎中央，不归咎二十七人投反对票，这样对基本法不客观，对中央不公平，对港人也不民主（民主要讲妥协，世界上没有不妥协的民主！）。
再看看一国两制下港人所享有的种种权益，事实上比美国联邦制下的州所享有的自主权还多，最重要的司法权益竟然能自立于国家主权之外另行一套司法制度，那是美国各州所无的司法权，除非宪法规定在其司法权益内的事，否则都要由联邦法庭管辖，例如人权中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等等，都在两制分治下由港人自主。此外如货币、税务等权益，也都为联邦管辖，不是州，而香港的货币在主权回到中央手中时，仍保有货币发行权。
比起美国如此，比比欧盟成员国的权益又如何？单单看希腊与欧盟为了财政开支的争议，便可看到希腊因为被欧元币值等等问题所困，感到财政不能自主的苦恼，甚至为此想要退出欧盟，便可看到香港财政与货币自主权是远比欧盟成员国幸运多了。若将欧盟移民政策和香港相比，香港的一国两制为港人造福远比欧盟成员幸福得多，在一国两制下，大陆国人不能自由来港定居与工作，欧盟成员国则可让各国的人民自由迁入与工作，这对一些成员国很不利，例如希腊，人才往经济强的德国法国迁走，对希腊很不利。若国人可自由迁入，港人还有今天那样悠游自在，不怕外来竞争吗？
最后，在此奉劝公民党与其他讲港独的港人仔细想想，香港所处弹丸之地，独立与不独立，稍用脑袋便可有答案了。更何况2047年后，再过三十年，中国经济再翻两番往上成长，如果香港不事长进，恐怕到时风水轮流转，港人选择的对象恐怕会是在中国内地，而不是香港！
（作者为原香港中文大学政治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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