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康晓光：我自独行
康晓光一直在思考中国的命运。对于今日之中国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如何从现实过渡到理想，他自有一套理论，且坚定不移。然而，那些在他看来实事求是的论述却一直受到主流话语的排斥。康晓光忧愤多于无奈，你要如实讲，双方都不满意，两伙人上来群殴一顿，打得鼻青脸肿。
他研究的领域是政治发展儒家文化复兴和国家与社会关系。十五年前，他撰万言长文主张立儒教为国教，此后多有相关著述，描绘出一整套路径，试图将当今精英联盟之中国引向儒家宪政。这套学说远离主流，康晓光也陷自己于被夹击的境地马列主义者恨他揭短，视其为异己分子;自由派怨他为体制辩护，觉得他并非同路人。
康晓光没有站队的欲望，在中国人民大学做教授，我行我素。
社会组织倒很欢迎他。书斋与讲堂之外，康晓光介入第三部门，参与社会实务工作。除了任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所长，还是多家公益慈善基金会理事。但他不是个习惯鼓掌捧场的人。
我反对
六年前，第二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上，北京万通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冯仑台上演讲，康晓光台下火冒三丈。
此前一个月，巴菲特、比尔盖茨来华举办晚宴，中国众富豪应邀赴席。虽然这场开始前就被坊间戏称为鸿门宴的劝捐晚宴终被定义为慈善交流晚宴，但关于裸捐的讨论并未就此终止。
冯仑发言谈及于此，认为诱导所有企业家裸捐可能伤害民间财富创造的动力，若企业家将财富裸捐给政府支配，更无异于1956年的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
康晓光越听越火，公益界没骨气，那个场合没人说话，全在那儿一脸媚笑，等着要几个小钱，鼓掌，喊好，成什么东西了?你有几个臭钱算老几?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不花你一分钱。
他怒而上台，把发言稿扔到一边，张口便点名批评冯仑混淆概念。他觉得，今时今日中国企业家自愿裸捐做公益，应该得到尊重，不能与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混为一谈。
你可以当妓女，但你反对别人当良家妇女，你这妓女也太嚣张了。他这个类比也不恰当，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中企业是被胁迫的，今天政府态度都没表，谁用暴力胁迫你了?
万通基金会是此次论坛的主办方之一，邀请康晓光做主题报告还是冯仑的主张，康晓光做客却砸了场子。以前我们都不错的，(冯仑)以后见了我再也不说话了。
曾任南都公益基金会项目主管的李玉生回忆，康晓光提反对意见从来都一针见血，不留情面。
康晓光与徐永光至今已有30年交情，2007年，徐永光创立南都公益基金会并任理事长，康晓光任理事。新公民计划是南都基金会尝试的首个项目，徐永光主张办公益学校，运作成本由社会捐助、政府补贴、家庭支付三方共同组成。他对项目寄予厚望，信心满满。但项目开展并不顺利，南都基金会的定位是资助型非公募基金会，项目启动后，却不得不超预期提供资金支持，还要介入学校理事会干预日常工作，已被越拖越深。
我是反对(这一项目)的，理事会吵架就吵了一年半。康晓光说。
李玉生告诉《中国慈善家》，会上康晓光、徐永光以及时任南都基金会副理事长程玉等人观点不一，争论非常激烈。当时徐永光下不来台，包括程玉，更别说新公民计划的那些总干事。场面有些尴尬。
理事会最终肯定新公民计划的价值，同时，决议逐步压缩项目。李玉生说，康晓光这样的学者，作为第三方专家力量对社会组织进行监督，提出他独到的判断，扮演了理事会特别需要的角色。
发现隐秘变革
上世纪90年代初，康晓光做中国反贫困研究时，下乡考察遇一家贫困农户，随手掏出几百块钱给农户的孩子，被陪同的当地干部说成希望工程。当时希望工程的话语霸权非常强，只要你做的事跟助教有关，就会被称为希望工程。
1996年，中国青基会请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为其项目做评估，康晓光作为评估工作主要负责人，开始近距离接触中国青基会，就此发现了中国正在进行的一场隐秘的权力转移。
对于社会统治与管理，社会问题并不会自动呈现，而是由权力来定义的。某一客观问题能否被发现、提出，如何描述并形成广泛认识，对社会政策的形成和完善至关重要。这种将客观问题问题化的机制隐蔽而深刻，在中国，这一权力此前只为政府独掌。
康晓光常年进行反贫困研究，深知问题化机制的分量，让哪个问题进入媒体，进入公共政策，进入国家财政，这是有说道的。往往最严重的问题被掩盖，甚至被扭曲。
他举例，农民进城务工潮使得农村社区中青年大量流失，不仅乡村遭到重创，农民工作为劳动力进入城市，也并未从人的角度被社会给予应有的关照。在最初，一系列由此衍生的严重社会问题未能进入主流话语。十年前一面倒，说他们摆脱了土地束缚，收入增加，农村致富了，讲这些。真正的社会问题，城市精英装看不见，媒体装没这事，政府从来不提，这些人自己更没能力提出来。
透过中国青基会和希望工程，康晓光看到了一种未来的全新机制在政府与国有企业单位之外，另一类机构可以自己定义社会问题，并动员全民力量加以解决。客观上，这类机构掌握了问题化的权力。
在我心里，根本没把中国青基会看成一家公益机构，它是未来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性的组成部分，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对中国整个社会管理和统治结构影响非常深远。
这一发现让康晓光深受触动，自此，他展开对第三部门的相关研究，并深度参与，在多家社会组织中担任理事等职务的同时，还以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为主要平台，为公益界提供指导和咨询，持续输送大量理论与学术研究成果。他相信，第三部门将在中国的转型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2003年，康晓光尝试用政治经济学方法分析中国的城市贫困和反贫困问题，9月底，所有分项研究报告全部完成，只待撰写总报告，但一场惨案的发生，使他无法继续如常工作和生活。那一年，他在书中将所有活着的中国人告上人性法庭。
无人幸免于罪
除了钱什么也不认，一群狼的社会，当时我对这个大的社会氛围特别不满。在这件事当中，都在批评警察，对整个舆论我也不满。康晓光又点燃一根烟，没有人幸免于罪，我们就是李思怡的地狱!
2003年6月4日，成都女子李桂芳因涉毒被警方抓获，并被强制戒毒，3岁女儿李思怡无人陪伴，被独锁家中。李桂芳曾多次哀求先回家中安顿女儿，再接受强制戒毒，被办案人员拒绝。17天后，人们在她家卧室门后发现李思怡高度腐烂、爬满蛆虫的幼小尸体，卧室门上一块油漆剥落，残留着数条血痕。没有邻居声称听到过她的叫喊声，直到她的尸体被发现，人们再也无法对这个幼小亡灵的哀嚎和控诉充耳不闻。
那一年，康晓光的女儿也3岁。他眼泪流了无数，久久难以释怀。李思怡家那扇将人性隔绝的门的外面是谁?是包括自己在内的每一个活着的中国人。康晓光说，他从未感受过这样的耻辱和罪恶深重。每天出门前，他照常和女儿吻别时会想起李思怡;坐在办工桌前，看到墙上女儿的照片时会想起李思怡。每每念及于此，心如刀绞，泪涌不止。他说，不做点什么，他无法面对自己孩子和自己的良心，他将永无宁日。
全社会都在谴责涉事办案人员玩忽职守，康晓光觉得不能只停留在这一表层。他问自己，如果没有这次偶然的灾难，李思怡是否就能好好地活下去?那个没有亲友关照，没有固定收入，没有低保，电力公司拒绝供电，从未获得政府部门、社区、妇联、共青团、福利院等等有责任提供帮助的机构施以援手的环境里，李思怡是否能活下来?
相应的法律、机构、财政拨款和工作人员这一切都有，为什么需要的时候全没了?光说制度建设，有制度建设就足够么?公益慈善界没有人讲这些问题，我要把这些问题呈现给大家，分析明白，否则悲剧就白白发生了。
他停下手中所有工作，动身前往成都，做了多日实地调查，在重重阻碍中走访了社区家委会、派出所、街道办事处，也走访了妇联、共青团、民间公益机构、公安机关、法院、媒体，并将调查结果写作成书，名为《起诉为了李思怡的悲剧不再重演》。书中，他还原事件的来龙去脉，以此个案，探究反贫困领域中的制度失灵以及背后的深层问题，尝试提出解决方案。
写作时，他不断告诫自己，不要让情绪干扰学术判断，作为研究者，需要客观冷静，需要科学分析，得出逻辑严谨的结论。但他不得不向读者坦陈，这本书是在强烈的冲动中完成的。
康晓光告诉《中国慈善家》，落笔时已经没有多少眼泪了，他将半只烟摁熄在烟缸里，只有愤怒!恨所有人，恨他妈的所有人。他向后仰在沙发上，唉!地一声沉重长叹，听上去像某种力不从心的悲鸣，也像是熬过劫难心力俱疲的如释重负。
康夫子
女儿出生，完整了康晓光的家庭角色，他才真切体会到何谓仁爱。儒家的理论从家庭出发，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最内核的是家庭中父母与儿女的关系，它讲人灵魂性的概念是仁，是种最纯、最原始、最生动、最强烈的爱。对父母的爱，对爱人的爱，这两种感情，跟你对孩子的爱相比差远了，是几倍几倍的差。
而李思怡的死，让康晓光第一次发自灵魂地将仁爱之心推己及人。他说，撰写《起诉》时，他觉得自己就是一个仁者。
康晓光找了十几家出版社，没一家愿意出版。他决定破例妥协，答应可以对内容进行调整，但他一位出版社社长朋友说，改都没法改，整个味道不对。此情此景，正如康晓光赴成都调查时的所见所闻，处于高压中，人人为求自保，对他避之不及。体制内很好的朋友，不敢开车送他，你自己打个车吧。所有人都活在心安理得的麻木冷漠中。康晓光理解他们的处境，但仍不免对这乖谬荒诞的社会心生愤怒。
最终，《起诉》一书在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康晓光在网上发布消息，免费送。他先后自费印了两批，送了近8000本，他的几个学生天天往邮局跑。
于建嵘称康晓光为康夫子，他对《中国慈善家》说，(对体制)我批评多一点，他建设性多一点，他会提一些他现实性的想法，讲他自己的一套理论。二人曾共赴一场关于信访制度的会议，会上观点产生分歧。于建嵘回忆，他(康晓光)主张仁政，认为信访(制度)要强大。我则认为，一旦强化了信访(制度)，这个国家法制无法真正(完善)起来。
会上争论兴致未尽，二人又拉上朋友几人觅得一家山庄继续话题，终将争论升级为怒而拍案，大吵一番，兄弟红脸。
观点之争不伤私交，于建嵘觉得康晓光是个很好的朋友，他很有思想，也有情怀，看到苦难的人会心里难过，会流泪。看到一些问题，会愤然而起。
康晓光认为自己是典型的中国读书人，在他的观念中，儒家君子与士的价值取向更值得追求。他佩服康有为执着信念不废不移，也崇敬梁漱溟的学养深厚大智大勇，那真是虽千万人吾往矣!他痛心中国读书人文脉已断，这个时代，那些乡愿，德之贼，整天就想着自己的那点蝇头小利的人，都在为稻粱谋，都活得很好。
他告诉学生，最起码，你们别学我吧，口无遮拦、快意恩仇，将来会很惨。但他也说，只有有所传承的民族才能有自己的未来。想通过割断历史来成就未来的辉煌，那他妈古往今来就没有过。
原标题:原标题:新儒家康晓光：公益行业里的反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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