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鲁力
在继香港大学之后，香港中文大学亦爆发包围校董会事件。中大校董会日前于美国银行中心开会期间，有中大学生会成员请愿要求成立专责小组，检讨特首校监必然制，突有近五十人试图冲击会场。其间，更有激进本土派混入其中，部分人更以黑纱蒙面，混乱中有保安受伤流血。中大学生会会长周竖峰承认是次行动早有预谋，又称是次行动的形式可以接受。中大校方晚上发声明谴责暴力，有港区人大代表直指，暴力歪风不可纵容，担心有社运人士掺杂其中，是政治凌驾一切。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在已有高度文明法治的香港社会，却频频出现暴力青年的暴力场面，其所作所为已令人不齿。
缺乏正确的精神寄托
暴力青年频繁出现，甚至香港的各大高等学府亦不断上演暴力场面，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香港回归是香港社会的历史性大转变。一国两制方针要求香港青年摆脱过去殖民地教育的羁绊，增强国家、民族观念，成为爱国爱港的新一代。然而，有些香港青年视国民教育为洗脑，却将西方价值观当成金科玉律，只强调民主、自由、人权是香港的核心价值，更加以本土、港独理念，使民主进程激进化，最终陷入港独的绝路，成为没人管教的野孩子。港独思潮的香港民族，命运自决论点无疑是利用了民族主义的话语策略，他们所宣扬的暴力、勇武抗争等论调已开始毒害青年，使受影响的部分年轻人已开始显示出暴力、恐怖的一面。
暴力思潮在青年学生中泛滥，首先是由于香港缺乏主导性精神寄托。香港社会融合中西文化，这是与香港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价值观念定位。不过，由于香港已回归祖国，香港与内地的联系更密切。实际上香港的命运已经系于国家的未来。所以现在确实需要认认真真、理直气壮地推行国民教育。但是，在出现国教风波之后，政府似乎有所顾虑，最近一届政府才提出要加强对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宣传教育，使之成为学校的课程。但是，国民教育如推行过急，或者教材编写内容不够全面、完善，都会引发极大的社会问题。正如香港公开大学校长黄玉山所指，一方面是学校关于中国文化、历史、风俗等课程安排不多，对国家、民族的了解自然比较少。另一方面，媒体对内地发展的报道也不很全面。这样，香港青年人很难对国家和民族有感情。
其次，在港英时代，香港没有政治空间，一切政治权力归于港英当局，香港人所参与的只有低级行政工作。而在香港回归后，香港社会具有了政治空间。有了政治空间就表明，香港人具有了政治话语空间。但是因为回归后没有重视去殖民地化，新发展出来的话语权必然是针对中国内地的。在当今香港社会，具有浓厚香港地方意识甚至反中意识的，是香港回归以来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越是年轻人，越是反对政府，这个事实本身就需要有关方面深思。
青年新政召集人梁颂恒认为，香港与中国有着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民族、文化、国情。现在的香港政府、议会没有从香港市民的视点去理解、解决香港问题。香港人如果再不做些事情，香港会变成中国的一个普通城市。在相当数量的青年学生中，本土、自治已成为时尚思潮。港大学生会刊物《学苑》今年四月号继续为港独推波助澜，当中一篇文章为武力抗争辩护，声称港人要打破以武抗暴的恐惧。另一篇文章更主张推倒基本法，要求制定民意授权的宪法。
港独谬论煽动暴力
四月号《学苑》以一代人为主题，当中一篇名为《以武抗暴，何罪之有》的文章，作者迪斯科不时引用港独鼓吹者陈云的说话，例如面对恃势凌人而不可理喻的暴政和强权，人民有动武之权。作者又声称，与外国相比，香港人抗争温柔太多，而港人必须重新掌控对抗争的话语权，由自己选择有效适合的抗争方式。作者在文章结尾更公然鼓吹暴力，扬言若此刻仍不打破对以武抗暴的恐惧，则犹如作茧自缚。在这些谬论的煽动下，在今年春节爆发的旺角暴乱中，就有三名港大生及两名中大生因涉嫌参与暴乱被捕，约占该事件被捕人数的百分之十。在被捕的人员中，年龄在三十岁以下的占了六成。其中，年龄最小的仅十五岁。
中大日前发生的事件，完全是之前港大校董会冲击事件的翻版，反映校园暴力有愈演愈烈之势。长此以往，不仅校方管治与校园秩序荡然无存，大学国际排名再度下降，在中学生及青少年中更会造成恶劣影响，令暴力及违法倾向进一步抬头，损害整个社会。发生这些暴力行为，全社会理应齐声谴责，但某些泛民议员仍发表一些姑息的言论，转移视线认为是政府的问题，实际是帮暴徒找藉口开脱。美国著名学者福山提及自由民主制度的成功要素，包括良好的政府管治和法治。香港不少团体打着民主的旗号，实际却为社会带来不稳定，破坏法治。这样激进和暴力的行为，能为香港带来成功的民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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