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光南
裁判官轻判了9月26日重夺公民广场的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主席罗冠聪及学联前秘书长周永康。理由是不应以事后其他更激烈的政治事件来重判三人；又指年轻人勇于表达意见，可贵之处是较为纯真，但易流于偏激冲动，法庭应以较宽容及理解的态度处理；三人非为一己私利而犯案，仅希望进入对他们而言充满历史意义的公民广场。法官分别判黄、罗两人80及120小时社会服务令，周则判入狱3周，缓刑1年。
违法造成的后果岂能无视
事后，黄之锋和周永康在商业电台公然说，法官认为这是一个政治事件，和一般的刑事案件不同。两人大赞法官是开明法官。周永康更对《苹果日报》说，裁判官称须用较宽容及理解的态度来了解年轻人犯案动机。周永康称很欣赏这说法，对当权者而言可说是当头棒喝，可让当权者明白为何年轻人会有自决、港独等不同想法。
可以看到，裁判官和周永康的观点是相似的。这个判决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而不是从法律的观点出发，考虑三个被告的行动对其他人的伤害，对公众秩序的危害这个事实。有关的判词从法律观点到逻辑都很有问题。
三名被告人被控告的罪名，是违反了公安条例，进行非法集会。判决的关键，是有没有事实证明三名被告蓄意发动非法集会，令其他人士感到恐惧和不安，有没有破坏社会秩序，有没有造成损害社会的严重后果。他们发动非法集会，有没有瘫痪社会的动机？如果证明有，那么这三个人非法集会的罪名就一定会成立。法官在判案时，为三名被告的犯罪动机进行美化。法官进一步解释，年轻人和学生或会因对政局不满而勇于表达意见，若没违法，本身并无不对，法庭绝对尊重言论及集会自由。言下之意，案件的动机是高尚的，是为了体现言论和集会自由，而法庭绝对尊重言论及集会自由，所以给予轻判。
法官的判词带有强烈的主观意识和政治意识。法官还说，重夺公民广场，早于占中及往后其他更激烈的政治事件发生。若考虑后来的政治环境而判三人阻吓性刑罚，对他们并不公平，何况三人的行为相对后来不同的政治事件而言其实温和得多。三人一直主张和平理性非暴力，当晚最可能受伤的是他们及其他集会者。这个说法，违反了事实，和后来发展的形势以及三个被告人的表现，截然不同。法官绝对不应该离开后来的事实进行判案。
在三个被告人重夺公民广场之前，黄之锋、周永康已经策划在10月1日启动占领中环，而且声明这是公民抗命，做犯法的事情，瘫痪香港社会，迫使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改变政改方案。9月26日，学联和学民思潮发动重夺公民广场，完全是为了占中掀起序幕，吸引传媒报道，以利于召集更多群众用暴力冲击政府总部。警方翌日正午第二波清场，夺回政总东翼前地。9月27日夜晚的集会，学联和学民思潮召集群众支援学生，并且通知他们要准备好口罩、眼罩、雨伞。大会称出席人数达5万。集会的时候，示威者除举起雨伞，有人更以保鲜纸包裹全身。
占中三子见有数以万计市民在金钟一带声援学生，9月28日凌晨突在学联集会上宣布即时提早启动占中，然后高呼饮杯饮胜等口号。人潮不断增多，当天中午过后更将有多条行车线的夏慤道淹没，部分人冲击警方防线图攻入添美道，开始组织冲击警方的防线，揭开了七十九天瘫痪香港的占中序幕。
偏袒违法者香港将无宁日
学联和学民思潮是这场动乱的发起者，黄之锋、周永康是这场动乱的具体领导者和指挥者。法官凭什么说黄之锋、周永康与后来更大的暴乱毫无关系。法官凭什么说三人一直主张和平理性非暴力，当晚最可能受伤的是他们。三个人暴力冲击政府总部，爬上了铁栏，然后不顾下面有保安员和警察，从高处跳下来会造成对其他人的伤害。这种不顾他人安全的行为，是非常危险的。
为什么法官不考虑维持秩序人员的安全，反而考虑三个犯罪者的人身安全？法官的立场有没有偏袒？
公安条例在香港有很长的历史，过去已经有很多判例可以参考。普通法就是判例法，法官的量刑为什么不参考过去的判例？为什么要在判词中大谈政治，谈论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这种说法是否否认了公安条例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用这个观点去量刑，完全不考虑占中引起公共秩序和社会经济运作的瘫痪，没有考虑七百万人的公众利益。法官的公正体现在什么地方？依法判案又体现在什么地方？
如果这种判案的尺度是成立的话，今后港独分子发动街头暴力行动，法官一样可以认为年轻人勇于表达意见，可贵之处是较为纯真，但易流于偏激冲动，法庭应以较宽容及理解的态度处理，通通判处服务令，犯罪者根本就没有成本代价，街头暴力将会变本加厉。有关的判词和量刑，对港独分子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此，香港今后将永无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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