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杨坚
反对派为争夺3月11日现届立法会补选议席，组织了一场所谓的“初选”，本意是协调反对派不同政治团体之间的分歧，推举共同参选人以挑战建制派。但是，1月14日所谓“初选”结果产生后，属于本土激进分离势力的朱凯廸率先公然挑战该结果，欲对“初选”机制进行“改善”。同时，其他反对派政治团体和人士，也在谁具有资格代表反对派参选上发表不同意见。补选尚未进行，反对派内部的传统“泛民”与本土激进分离势力之间、“泛民”内部的老一辈与新一代之间相互交叉的矛盾却已更加恶化。面对反对派陷于空前涣散的境地，人们不由得问：“反对派为何衰落至斯？”
任何一个政治派别欲把相关政治团体或政党团结起来，需要具备四项条件：第一是共同的思想基础；第二是共同的奋斗目标；第三是共同遵守的政治伦理；第四是共同认可的具威望的政治领袖。反对派具有共同思想基础，即所谓“普世价值”。但他们共同信仰的“普世价值”正经历有史以来空前严重的危机，可能对他们产生负面影响。
否决双普选失政治话语权
反对派曾经拥有共同的奋斗目标，即透过以所谓“真普选”来夺取香港特别行政区管治权，企图将香港变为独立政治实体。正因为这一点，传统“泛民”无法与本土激进分离势力划清界限。但是，他们共同扼杀了2017年普选产生行政长官的历史性机遇、扼杀了2020年普选产生立法会全部议席的历史性机遇，使他们自己丧失了政治话语权。
近半年来，反对派悄悄地淡化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撤销8？31决定的主张，因为愈来愈多反对派明白这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愿望，不可能对他们的传统支持者产生持续的吸引力，也难以吸引新支持者。他们遂转而以反对高铁西九龙站实施“一地两检”为口号，但不少反对派的人也明白，这个政治主张同样缺乏吸引力。
当一个政治派别失去了关于其所在国家或地区整体和长远发展的蓝图和行动纲领，陷入零敲碎打的政治主张时，就象徵这个政治派别的前途快将到达尽头了。
反对派曾以为他们很快就能够夺得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管治权，这一强烈的共同憧憬在过去10多年掩盖了他们在其他政策主张上的分歧；加之，香港过去10多年的政治空间容得下反对派在那一时间段的领袖人物和骨干，使他们不至于公然在政治利益上产生不可协调的分歧。过去10多年，反对派主要政治团体曾数度发生一部分成员退出并另组政治团体的现象，都是因为政治策略的不同或局部政治利益的冲突，但始终没有动摇反对派遵守的共同政治伦理。
反对派的共同政治伦理包括两方面，一是对组织的基本服从，另一是对程序和机制的基本尊重。最近，反对派所谓“初选”程序和机制遭若干反对派政治团体和人士公然破坏，既折射反对派共同政治伦理开始解体，也反映反对派内部不同政治团体开始对反对派作为一个阵营基本不服从。
内部矛盾激化走向衰败
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反对派已失去共同认可的具威望的政治领袖相关。1月22日，冯检基在无可奈何地宣布主动放弃作为“PlanB”代表反对派参与补选时，公开表达对已故司徒华的怀念，并自称是司徒华的“半个学生”。有一点可以肯定，过去10多年，只有2010年政改一役，“泛民”主要政治团体的几位领袖人物能够相互协调和合作。然而，随着冒起于“占中”的本土激进分离势力加入反对派阵营，以及传统“泛民”政治团体纷纷完成领导层新老更替，而新人普遍不堪重任、老人大多不愿放弃影响力，反对派已宛如散沙。
反对派能否摆脱困境，并非取决于3月11日补选结果，而是视乎他们能否克服上述四方面严重缺失。
在西方国家克服其空前严重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危机前，香港反对派不可能摆脱对所谓“普世价值”的信仰危机。问题是西方国家将以何种方式、何种形态，以及需要多长时间来走出空前全面深刻的制度危机？
在中央坚决推行其全面管治权与特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推动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背景下，反对派不仅不可能争夺香港管治权，而且不可能对香港经济社会发展提出共同奋斗目标。
在中央和特区政府坚决遏止“本土自决”和“港独”的背景下，本土激进分离势力与传统“泛民”，以及反对派新一代与老一辈在政治策略和政治利益上的分歧将愈益激化，难以形成共同政治伦理和共同政治领袖，故反对派必定继续衰败。
资深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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