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8月8日报道，全国各省市农村留守儿童摸排的结果正在陆续公布，其中福建省10.5万余人，江苏省24.2万余人，湖北省73.9万余人，等等。更为具体的数据是下一级行政区的，安徽省安庆市留守儿童共有10.4万人，四川巴中留守儿童也超8万人，等等。
公布的数字相当惊人，恐怕很少有人知道竟有如此之多的留守儿童。不仅如此，在已公布的数据中，湖北省留守儿童中无人监护的有1.1万余人，福建有811名儿童处于无人监护状态。自这些数字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经常有关于留守儿童的悲剧出现于新闻媒体。问题是，如何减少留守儿童？
自源头来看，无非就是两条，一是让家长返回家乡，二是让家长带走儿童。
第一条路目前有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的政策，发展县域经济等，但是，结果如何不得而知。不过，能够看到的困难是非常明显的，一方面城市对农民工的需求依然巨大，很多人回不去；另一方面很多农民工其实已经回不到农村，生活习惯、工作经验、社会交往、劳动技能等，都是约束条件。
第二条路其实还有很多工作可做，农民工不随身带着孩子，有的是因为自身经济条件，觉得城市生活成本太高，但更多的是因为城市不能给农民工的孩子提供公共服务，尤其是教育方面的公共条件。因为所有的留守儿童都是学龄儿童，教育是最基本最根本的公共条件。众所周知，城里人的孩子上学难都是问题，城市管理者根本没想到给农民工的孩子创造更多便利条件，让每个农民工子弟都能有学上。相反，在很多城市，近年来农民工的孩子上学不是越来越方便，而是越来越困难了。对孩子父母要求的各项条件日渐提高，从住房到社保，从工作年限到社保年限，莫不如此。
这种管理思路的问题是有目共睹的，在国家供给侧改革的大背景下，教育供给侧改革也应该加速，不能只从需求端入手，孩子上学的需求是刚性的，城市的高压条件无非是让本可以在城市里与农民工一起生活的孩子，不得不选择回老家上学，成为留守儿童。在我有限的生活经验中，根本不缺乏这样的案例：鉴于作为农民工的父母各项条件无法全部满足，孩子没有办法入学，不得不让孩子回到老家接受教育，家长留在城市继续打工。
有些人说城市里的教育资源连城市里的孩子都满足不了，如何满足农民工的孩子？其实，这恰恰反映出最需要教育供给侧改革，也反映出这么多年以来城市管理者的懒政。理论上讲，政府应该给每个孩子提供国家法定九年义务教育的基本条件，不管是城市里的孩子，还是农民以及农民工的孩子，如果不能提供，是城市管理者的失职，不能说是教育资源不够，因为教育资源是完全可以迅速增加的，甚至可以引进社会力量共同提供，就像公共基本设施中的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模式。总之，城市不管想什么办法，都应该给生活在这个城市的孩子提供基本教育条件，而不是主观或客观上把有些孩子撵回父母的老家，让他们成为留守儿童。这么数量巨大的农村留守儿童，在很大意义上是城市的耻辱，是城市的不接纳所造成的。
今年2月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提出了重要的指导原则与思路，包括各地要大力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为其监护照料未成年子女创造更好条件等，希望能够尽快地有效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