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以中华文化止戈与立信精神，建立两岸“军事互信”机制。
新时社网军事讯 中华战略学会常务理事、台退役陆军中将傅应川在《中国评论》月刊3月号发表专文《两岸军事互信机制的回顾与前瞻》，作者认为：“应从国共历史情结中，解决两岸的‘立信’问题；应在对外主权或海洋权益上取一致的立场，默契行使以增进互信；从大陆对美的大国关系中，释放出对台的安全保障及善意，以建构战略合作的关系。”香港新时社网站15日刊发其全文如下：
前言
追求和平已是两岸中国人的共同愿望，不但大陆的两岸政策标榜着“和平发展”；而现下在台湾执政党的政绩，亦以降低台海紧张情势最引以为傲。故两岸皆以打造和平环境，共同为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2005年国民党连战主席以和平之旅，开创两岸迈向和解之路，并与当时中共胡总书记举行会谈，在“正视现实，开创未来”的前提下，共同谋求台海的和平稳定，促进两岸关系发展。双方承诺，共同促进包括“终止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等工作。为避免两岸军事冲突，应建构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架构，包括建立军事互信机制。此一宣示，不但代表了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亦象征国共内战历史情结的终结。使建立“两岸军事互信机制”，成为两岸和平工程的主要内涵。
尽管两岸“军事互信机制”的建构步履蹒跚，交流始终在其内涵不明、想法歧异中蹉跎，看不到两岸军事互信机制的建立，也未达成任何的和平协议。但双方却在经济、文化的交流中，签定了19项协议，确使两岸的紧张情势趋缓。相对于1996年的台海危机，与现今包括东海及南海的西太平洋情势，两岸的军事安全确属稳定。
连战于近期更表示，由于两岸的努力，已由过往的武力对峙，到今天的交流合作，“和平成果辉煌 ”。连战的话语，道出了“军事互信机制”的成果及欲达成的目的，而不问其机制是否建立，不论其过程如何发展。惟此一结果应使希望两岸和平的人感到欣慰。
“军事互信”与两岸“军事互信机制”
“军事互信机制”的一词，在两岸军事交流之中常见，但双方迄今并没有确切一致的概念。一般而言“军事互信机制”或“信心建立措施(CBMs)”，系指源自欧洲安全合作会议(CSCE)于1975年所签署的“赫尔辛基最终议定书”。这是冷战时期，运用于降低军事冲突的安全架构，其核心价值在藉军事透明化，防制军事奇袭的可能性，增加战争的可预测性，从而打消发动战争的动机，消弥战争于无形。
基本上，这是一套基于西方战略理论，设计的多边安全架构。藉敌对双方多边的互动关系，减少单方发动战争的机率，俾使争端得以优先运用战争以外之手段解决之。“军事互信机制”促使冷战结束，并认为“战争不必再打了”。西方的战略学者以其成功的经验，每逢区域紧张情势的升温，都企图藉此架构防制争端扩大。近期日本的右翼军国主义复活，以钓鱼岛国有化挑起与两岸在东海上的主权争议；大陆的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划定，亦持续了西太平洋的紧张情势。面对西太战略情势的发展，亦有西方学者倡议建立西太的“军事互信机制”。
建立两岸“军事互信机制”，始于1996年台海危机之后。虽然两岸间的冲突，涉入了东西方冷战时期地缘战略上的权力架构。但本质上，两岸的冲突仍延续国共内战的历史情结，属于意识形态的对立，有别于地缘战略上的冲突。因此，问题应着重于意识形态的调合，而不在地缘政治上的解决。针对两岸的紧张关系，运用国际冲突防制的方法与手段，显得有些突兀；而多边架构用于两岸，益使内争引入外力干预，扩大“分离意识”，冲突更难解决。
扫描本文章到手机浏览
扫描关注新时社官方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