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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八骏:积极稳妥 标本兼治

  文|周八骏

  2010年上半年,我接受了一项关于香港社会管理的研究课题,委托方没有说明任何意图,但我理解,他们是期望我能给予关于香港社会管理成功经验的总结。

  然而,我的研究结论是

  从1967年社会动荡结束至1997年回归祖国约30年,是香港自1841年以来经济政治社会转变最显着的时期之一。这一时期香港社会管理,为1997年7月1日成立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社会管理,既留下架构和经验,也造成问题和困难。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是香港自1841年以来最重大的历史性转折,意味着香港社会和社会管理将发生具根本性质的变迁。然而,由于港英当局制造的香港政治基本矛盾,也由于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缺乏成功先例可资借鉴,香港回归近13年来,政治、经济和社会遭遇空前的挑战和考验。经济转型蹉跎,政治矛盾激化,特区政府管治和施政失误频仍,使香港社会管理系统呈现明显失衡。近3年来,从保卫天星码头、皇后码头到反对兴建广(州)深(圳)(香)港城际高速铁路香港段,香港一部分居民借助互联网全新社会联系和动员方式,向以特区政府为中心的香港社会管理架构发起一次又一次冲击。必须重视的是,一些80后青年是这些活动的主力军,被反对派利用来挑战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和阻挠香港政制循序渐进。为了香港长治久安,政治转变一定要成功,经济转型一定要实现,社会进步一定要达至,相应地,社会管理必须全面改革。

  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

  而今,以占中旺角暴乱等事件为标志,香港政治经济社会矛盾进一步深化和激化;尤其,旺角暴乱令香港舆论重提1966年和1967年的社会动荡,证明我在6年前的研究结论是成立的。

  在6年前的研究中,我对社会管理做了如下界定

  社会管理包括两层涵义:一是社会结构本身的运作,一是政府对社会结构的调控亦即社会管理架构及其运作。二者既区别又联系,构成社会管理系统。社会结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基本社会形态,由家庭结构、城乡结构、社会阶层结构、就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消费结构等多重结构组成。社会结构取决于或有赖于经济发展水平;与政治制度相联系,也受制于其他社会制度(如教育制度、税收制度等等)以及政府的政策(如人口政策、就业政策等等)。政府有特定政策措施来建立、调整或改革社会管理架构,并以其他政策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社会结构。

  始于2013年上半年的占中运动、包括2014年9月至12月持续79天的占领行动直接反映香港政治基本矛盾,间接反映经济社会深层次问题。最近,旺角暴乱的本质仍是香港政治基本矛盾,同时,对经济社会深层次问题的折射较占中更明显。

  反对派将旺角暴乱归咎本届政府管治和施政。在立法会有议席的反对派政治团体顾及选票,不得不对旺角暴乱表示谴责,但是,以官逼民反为藉口,攻击行政长官。没有选票顾虑的反对派文人则开始抛出关于特区政治制度仍是殖民专制的新观点,既为旺角暴乱披上正义的外衣,又为港独提供新的理论依据。

  事实是,今天香港面对政治经济社会错综复杂深刻矛盾,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6年前,香港已然面对收入分配结构的贫富差距扩大问题,和就业结构的青少年结构性失业问题。假如特区第三届政府能够切实推动经济转型和民生改善,今天香港经济社会问题不至于如斯严重。

  亡羊补牢,犹未晚也。但是,香港社会各界必须明白香港已走到浴火重生的十字路口,既不能继续旁徨和徘徊,更不能一失足成千古恨。

  谋划长远以提振人心

  本届政府馀下任期无多,更必须敢于担当。旺角暴乱发生后,若干身居建制高位者强调暴乱系本土激进分离组织所为,与管治无关。其苦衷不难理解;所说不错但是不够全面。应当指出,香港的管治架构出了问题,最大问题是反对派导致立法与行政关系濒临破裂。应当承认,管治班子的决策能力有提高馀地,若干政策不够接地气,处理若干政策议题不够果断。唯此,方能争取香港大多数居民理解,粉碎反对派借祸于人之图谋。

  香港社会已然陷于动荡,当务之急是尽可能稳定大局。必须坚决谴责和遏制暴力,必须坚决谴责和遏制本土主义去中国化和港独。同时,施政仍须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为重点。

  经济和民生问题均属积重难返,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只争朝夕的精神,需要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踏实。公共政策措施既要治标令人耳目一新以收提振人心之效,又要治本精心谋划长远,并且深耕细作。这是对本届政府馀下任期的期盼,更是对下任行政长官和下届政府的期望。

  资深评论员,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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